皇上万岁万万岁——西方的“钟表”外交

15、16世纪的世界地理大发现和东西方航路的开辟，激起了欧洲天主教向东方传教的热情。16世纪中叶开始，欧洲传教士跟随贸易舰船来到中国沿海口岸，并慢慢进入内地。自1578年利玛窦的远东传教之旅开始，中西方科技文化交融便成为世界历史巨变的一个缩影。然而那时的中国是一个被儒学思想滋养了两千多年、具有高度成熟文明的国家，从官方到民间，整个社会对天主教抱着排斥心态。虽然欧洲的工业革命尚未发生，但从与中国人的初步接触过程，耶稣会士已认识到，“通常而言，大部分欧洲货物或是不能引起亚洲人民的兴趣，或是无法与同类的亚洲货物竞争。但万事均有例外，这个例外便是机械钟表。”果然，“钟表外交”奏效了。今天，当人们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赞叹那些精巧华美的钟表时，大概不会想到，400多年前，正是钟表成为西方人进入紫禁城的第一块敲门砖。


关于欧洲自鸣钟进入中国内地有据可查的时间，迄今所知不会晚于1582年。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觐见明朝万历皇帝时，他身穿儒服头戴儒冠，所献数十件礼品中就有一大一小两座自鸣钟，而万历皇帝只对这两座钟爱不释手，传旨把利玛窦留在京城，准许他随时进宫调试钟表。从此利玛窦在帝国心脏开始了传教活动。1610年利玛窦去世。万历皇帝还破例批准在北京阜成门外一处称为“滕公栅栏”的地方赐地安葬。

清代从顺治到乾隆几代帝皇对西洋钟表的痴爱有增无减。康熙非常热衷于西洋科学并努力钻研学习，对集多种科技于一身的钟表尤为喜爱，专门在内廷设置自鸣钟处。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时期，随着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钟表制造技术大大提高，专为中国市场制造的“中国钟表”大量进入我国。此时，在乾隆朝的紫禁城里，钟表已经成为最时髦的宠物，它既是实用的计时器，又是华丽的装饰品；既是奇巧的玩物，又是独特的艺术品。欧洲国家派往中国的各种使团也多以钟表作为礼品贡献给清朝皇帝；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来华的马戛尔尼使团。使团此行目的是以向乾隆皇帝祝寿为由，争取英商在华更大的经济权益。据当时使团人员记述，英方在选择礼品上相当谨慎：“陛下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只精选一些能够代表欧洲现代科学技术进展情况及确实有实用价值的物品作为向中国皇帝呈献的礼物。”在这些礼品中，“最能说明自己国家现代化程度的礼物是一台天文地理音乐钟”。然而，马戛尔尼可没有利玛窦那样幸运，乾隆皇帝对英方所有要求全部拒绝了。


《万国来朝图》是在乾隆皇帝授意下，宫廷画家们歌功颂德的艺术创作，展现的是乾隆年间紫禁城元旦朝贺的场景。在大西洋旗前俄罗斯使臣手捧西洋钟表的场景就是当时一些真实情形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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