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富版的要求，我将我们的地产表“山城”牌的有关情况，经收集整理后发上来供大家交流。
“1000万只山城牌手表今安在“
繁华褪尽，如今的钟表厂门口只剩下一群小孩在玩耍。
原重庆钟表公司副总经理黄仁礼：我们在关键时刻缺乏勇气。
1969年，钟表厂派出黄仁礼（前中）等“钟表公司十君子”赴上海手表厂学习。
上世纪80年代初，轻工部领导来重庆钟表厂视察。
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左三）来厂推广优选法
上世纪80年代，山城牌手表名噪一时，它与上海牌手表、天津海鸥牌手表齐名，是国内最紧俏的商品之一。据原重庆钟表公司副总经理黄仁礼提供的数据，我市自1979年经国家轻工部鉴定批准生产手表以来，到上世纪90年代初，累计产表1000万只，其中1977年7万只、1980年50万只、1984年130万只、1986年161万只、1987年100万只，累计实现利税4亿多元。如今这一切均雨打风吹去，昔日繁花凋零，上千万只手表今天谁还在戴？它们残存的尸骨又在哪里？
然而，历史无法抹去。重庆自上世纪70年代试制手表以来，从市领导到数千钟表人对它倾注了心血，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它走向全盛，成为我市屈指可数的知名品牌，但为什么会在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中，迅速从鼎盛走向衰败呢？或许，寻找民间残存的山城手表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寻找，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个中的经验与教训，并以此作为今天“开放重庆”的借鉴，让我们的路走得更稳，让我们的品牌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风光无限
全市重点
被省委办公厅当上宾
在黄仁礼记忆中，自己最风光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带了4万只手表上成都，当时重庆属四川管辖，省里要手表，省委办公厅来电催，我和销售人员送表过去，没想到他们将我们当成了上宾，给我们摆足了排场，接待之热情，就差没铺红地毯了！”
也难怪，这4万只手表以每只40元价格送成都，主供省直机关和各厅局，“虽然他们是上级机关，但必须付钱，没谁敢白拿一只。”此时，山城牌手表的市场价是80元一只，“外面还不好买。厂供销科带了80只到省物资局，人家一下就批给我们4辆解放牌汽车，可见我们的表有多俏！”
现重庆美达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任钟表公司总经办秘书的马少弟称，“山城手表最辉煌时，不少人到厂里开后门拿票。那时，男人如果能弄到一块表，就可以在女孩面前挣足面子。”马少弟回忆，当时青工月收入三四十元，能弄到一块内部表胜过挣一月工资，“因此，我们公司的大门几乎被人踏破！”
“其实，公司最先的定价是60元一只，”黄仁礼说，“有一次我们去给部队送表，这个部队的副军长是个直爽人，说：为什么定60元？我看40元就差不多了！于是就定价40元。”虽如此，按成本核算，一块表的成本只有10多元，“利润惊人！”
上世纪80年代的山城手表，已经与上海的上海牌、天津的海鸥牌齐名，成为国产三大名表之一，其经典广告语是：山城手表，家喻户晓。72岁的曾志荣曾任钟表公司总装分厂厂长，“我与手表打了50多年交道，要说山城表，质量确实好，有的手表镶嵌了宝石，那可是真宝石；有的手表镀金镀银，是我们到人民银行买的纯金纯银，所以山城表被鉴定为一级表，怎能不俏嘛！”
手表俏，效益好，钟表公司在当时一下就买了15辆大客车接送职工。“我们厂在石桥铺兰花村，每天下班，十多辆客车分几路进出城，路边候车的市民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满是羡慕。当时真是风光无限啊！我们的车间有空调，机床很安静，工人都穿白大褂上班，市里许多头头脑脑的子女都往厂里拱，进厂比进银行还俏！”
全市重点
“手表书记”换了三任
重庆手表的无限风光得益于上世纪70年代打下的底子。时值文革，国家经济濒临崩溃，老百姓的日用工业品更是紧缺，“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成为最紧俏的商品。人们渴望手表，形成巨大的市场。
重庆钟表厂的前身是重庆乐器厂，1963年更名后开始生产闹钟。上世纪70年代初，时任市领导鲁大东意识到手表的巨大商机，“鲁书记是搞工业出身，懂得造表就是栽摇钱树，于是列为全市重点，亲自抓。”1970年重庆造出第一批手表，共6只，全城轰动。
当时，轻工部在北京饭店召开手表定点厂工作会，四川和重庆都派了代表，双方争得很凶，“都想将手表厂定点在自己的城市，重庆方面去的是轻工局局长（当时叫革委会主任）吉仰贤，是位老干部，脾气很大。争到最后，吉局长火了，说我们重庆样品都生产出来了，为什么不能定点？说罢，他掏出一块山城手表啪地砸地上！”这一摔，全场震惊，毕竟，那时一块手表多金贵啊！这时，时任四川省主要领导、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将军出面了，“他说都不要争了，手表就让重庆搞，成都搞自行车！”
就这样，重庆钟表厂列入国家计划。
此前，黄仁礼带着李光斗、童斌、何国均等10个人前往上海手表厂学习，“在上海的那几个月，差点没要了我们的命。毕竟，一块手表有1000多道工序，100多个零件，金银铜铁钨一样不少，我们又是半路出家，闪失不得。还好，总算没辜负大家的期望。”后来，这10个人被称为“钟表公司十君子”。
当鲁大东调省里后，重庆手表工程又由市委副书记岳林挂帅，“这时全国都在上马手表厂，谁都想抢先机。岳书记心里虽急，但情绪从不外露，工作抓得很细。后来我们申请购大卡车时，岳书记说你们生产手表嘛，一只手就能提走，要大卡车干啥？我就告诉他，现在是小批量，一旦大批量生产，那就是成箱成箱的手表，谁还提得动？岳书记大笑，当即批条购车。”1978年岳林调走，新任市委书记钱敏对手表工程也抓得很紧，“钱书记除亲自来厂指导，还特别拨了一辆华沙牌轿车给厂里用，他的秘书郭仪伯每周至少要和厂里联系两次，过问工程进展。”
上下齐心，1980年山城手表产量一下猛增到50万只，实现利润2260万元，“这在当时是怎样一大笔财富啊！”1981年，钟表公司利润达3318万元，1986年为3140万元，即使是由盛入衰的1987年，仍有利润1056万元。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车间工人就有几十块钱奖金，高的有一两百，最高的上千元，“当时社会平均工资才四五十块，你说外人怎能不羡慕？”
合纵连横
24家工厂员工超万人
从1979年开始，国家先后在重庆钟表厂进行了四项改革试点，它包括以税代利、扩大企业自主权、组建企业性公司和跨地区横向经济联合。
这四项改革将山城手表推向了鼎盛。1980年，在重庆钟表厂基础上组建起重庆钟表工业公司，它是我市最早的公司制企业之一。与此同时，钟表公司跨地区横向联合了贵阳手表厂、昆明手表厂、成都手表厂等8家同行业工厂，形成8家直属厂、8家配套厂、8家联营厂，职工迅速扩展到上万人，形成以重庆为中心，“四城一体”（重庆“山城牌”、昆明“春城牌”、贵阳“筑城牌”、成都“蓉城牌”）的西南钟表生产联合体。
这样的合纵连横让钟表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全盛，年利税达到5000万元，成为重庆市最大的利税企业。山城手表远销省内外，仅在四川的市场份额就达到80%以上，企业资产超亿元，重庆亦成为全国六个手表生产基地之一。在学者范文兰编著的《政治经济学》中，重庆钟表公司成为当时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试点的一个成功案例。
“除省市领导经常来公司视察外，时任国务院总理{要和谐}及许多中央领导也来厂视察过，著名科学家华罗庚还到工厂来讲解过优选法。当时职工脸上有光，身上有劲，只觉得前景一片光明。”黄仁礼说。
但也有清醒者看到了隐忧，“特别是跨省联营，员工和分厂猛增，个中又无科学的管理方法，于是有人提出摊子铺得太大，要收缩，要刹车。”原钟表公司最后一任总经理娄文友称，“但企业做到了这个份上，已经成了标杆，收缩就等于自杀，因此隐患越积越深。”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公司在计划经济时代引为自豪的庞大舰队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而自1984年起公司先后向各联营厂投入的五六百万元资金，不但未收获一分钱回报，还惹上官司，“我就到昆明打过官司，投入的170万元一分钱都没收到！”黄仁礼摇头。
巅峰谷底
错过那村就没那店了
采访中，钟表公司不少“老人”认为上世纪80年代公司原法人代表张仪佰因所谓经济问题入狱，是企业由盛入衰的转折点。据称，当时张仪佰带团到瑞士考察，将兑换外币节约下来的钱交由会计“藏匿”，按当时“节约归公”的原则，张被判刑，几年后张虽经全国人大平反出狱，但企业已江河日下。期间，公司内部出现分裂，直属厂、配套厂、联营厂纷纷要求自主经营，山城手表在市场上一片混乱。
1988年，公司首次出现亏损，随后一发不可收拾，到1997年全面停产时，已累计亏损2亿多元，负债率高达227．1％。1998年底，公司职工总数锐减到5000人，有门路的都走了，连总经理都没人愿当。这时，原副总娄文友走马上任，“当时上级找我谈了好几次，好说歹说，我答应了。”但这时企业几乎没一分钱，无流动资金继续生产，产品又是老款式，没人买。给轻工局汇报，给市领导们汇报，大家都说，全国手表厂几乎垮光了，重庆钟表公司只有破产一条路。
1997年直辖后，市领导希望能重振雄风，“市长蒲海清找我去谈话，政协主席张文彬带队到厂里来调研，”娄文友回忆，最后张文彬向市政府提交的报告称：如果没有外力帮忙，钟表公司很难脱困。
2002年2月17日，市一中院宣布重庆钟表公司破产，其裁定书称：截至2001年10月30日，公司评估资产总额仅9586万元，负债总额达4.61亿元，资产负债率为481.12%。2月27日，作为钟表公司最后一任法人代表，娄文友在作完法庭陈诉后，不禁潸然泪下。从巅峰到谷底，辉煌一时的企业就此烟消云散。2005年5月，公司破产财产整体拍卖，包括149亩土地、6.7万多平方米厂房等，最后卖出1.3亿元。2007年3月，国家商标局宣布注销“山城手表”商标，重庆西南商标事务所副所长陈晓葵称：“作为我市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著名商标就这样消失了，我深感惋惜、更觉痛心！”
即便如此，黄仁礼等仍坚持认为，钟表公司不该败得这样惨，“我们在关键时刻缺少了精气神——不错，钟表公司的主要领导调整太频繁，10年换了10任。我们也生产过电子表，但搞不过人家；我们还被没有钟表管理经验的长发公司接管过，张仪佰入狱对企业也造成了影响。但最主要的败因，是我们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和突出重围的眼光！”黄认为公司在遭遇困难伊始，就应及时转向，调整战略，“我们毕竟家大业大，当时有2000多台机器设备，大的300多吨，小的一个人就能提走，且多是精密机械，包括从瑞士进口的70多台设备，我们曾提出只留三分之一的力量搞钟表，三分之二的力量搞汽车齿轮等其他产业。当时重庆汽车刚上马，竞争对手少，以我们的技术实力，肯定能闯出一片天地！但最后否决了这条路，我们那台300吨的床子，买给私人后只落得给长安厂配套加工曲轴。”
“你再看看人家长安厂，不也是80年代中期才搞汽车的吗？现在多红火！如果当时长安只扭倒枪炮做，如今市场还有它的一席之地吗？我们错过了那个村，就再没这个店了！”
对此，黄仁礼特别赞赏薄熙来书记关于“精气神”的论述，“做人需要一种精神，干企业同样需要。希望更多的人从钟表公司身上引以为鉴！”
延伸阅读
国产手表30年生产9亿只
1955年9月26日，上海手表厂试制成功新中国第一块“细马”手表，该厂也成为我国最大的手表厂，累计生产手表1.2亿只，上缴利税52亿元。如今，上海手表厂改制为上海新世纪表业有限公司。上世纪70年代，全国各省市都在上马生产手表，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手表总产量超过9亿只。
重庆手表质量过得硬：1982年11月，雅安斑鸠井煤矿工人万洪林，分别写信给四川日报和重庆钟表公司，赞誉山城牌手表。原来当年4月，万为妻子买的山城牌17钻全钢三防手表，在妻子插秧时不慎失落水田中，几经找寻未见踪影，半年后万洪林休假回家帮妻子犁田时，才将手表犁出，“我洗去泥浆，发现表面完好，轻轻摇动，秒针启动，上足发条后，走动正常。至今已近一月时间，未作任何维修，仍走时准确，山城手表真是过得硬啊！”
1983年3月上旬，时任国务院总理{要和谐}来重庆钟表公司视察，参观了样品间后，他高兴地说，“我戴的就是山城牌手表！”
1986年11月，北京举办我国第一次全国钟表博览会，参加的钟表厂达200余家。重庆钟表公司及联营厂共20家参会，这是中国钟表事业的巅峰检阅，此后全国手表由盛入衰。
2007年我市两会期间，港澳委员梁榕表达了对山城手表的兴趣，“我想为它代言！”梁委员认为“山城手表是多少钱才铸造的一个品牌呀！有机会的话，我想重新包装它，把它推向全国。”渝中区人大代表马少弟也表达过同样意愿，但由于投资巨大，工作复杂等原因，目前此事还停留在口头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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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4 15: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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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1-3-14 16:20:59
老表兄好文好图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