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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江手表厂诞生纪实》 陈朝富
1979年，在春暖花开、大地回春的日子里，欣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发表一周年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正在上海传达。我和广大的民建会员和原工商业者一样，心情十分激动振奋，庆幸经过十年浩劫，为能又一次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而欣慰。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鼓舞下，很自然地又萌发起“实业救国振兴中华”的夙愿。
当小平同志发表“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指示后，以刘靖基先生为首的海内外一千多位工商界人士在为四个现代化建设作贡献的号召下，欢欣鼓舞，自觉自愿，把落实政策后暂时不用的资金拿出来，共同集资5700余万元，以“爱国是动力，建设是目的”为宗旨，团结广大的民建会员和原工商业者，以“有贝之财”和“无贝之才”相结合的方式，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改革开放后的我国第一家民间企业实体——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下称爱建公司）于1979年9月22日正式成立了。
由于解放后我国长期来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一无可供开发的店面和厂房、二无物资供应的计划渠道、三无银行贷款支持的情况下，爱建公司的起步碰到一定困难，举步维艰。正当爱建公司遇到困难时，由我提议的一家小规模的以安排知青就业为主的弄堂小厂，在爱建公司和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集体办（下称街道）的联手合作下，开始在厦门路尊德里的一幢民房内筹建了。它就是上海浦江手表厂。虽然时隔30年，改革开放中首创的新经济模式发生的情节，使人深刻难忘，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当我听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传达报告以后，思绪起伏，感慨万千，深深体会到随着“两个凡是”被否定，“爱国有心、报国无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感到很欣慰。“文革”期间我在亲手创办的国营上海钟表零件厂下放劳动后调做采购工作，尽管在“文革”中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但我内心深处的爱国之心依然不灭，在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外，还大胆献计献策。在党支部的支持下，在协作单位和车间同事的帮助下，我在“文革”前建议的“进口零件国产化，国产零件成批化”的设想在“文革”后期实现了，使零件厂的发展又上了一个台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在精神领域里获得了最大的满足。
当我发现城市待业青年和回城知识青年工作没有得到及时安排，在生活上遇到暂时困难时，我深感不安，很想为安排知青、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尽些力量，做点工作。为了更好解决实际问题，联系到我在跑外勤工作中得到的信息，经反复思考后，初步形成了“以人为本、人尽其才、化废为宝、拾遗补缺”的构思和三个设想：
1. 能否创造条件，利用各大表厂存放不用的大量副次零件，经过筛选整修，严格检测，物尽其用，化废为宝。
2. 能否安排一部分知青就业，对他们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帮助他们学会整修零件和装配手表的本领，人尽其才，使他们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3. 能否将整修后的副次零件经过一定的技术鉴定，组装一部分平价手表，拾遗补缺，弥补当时手表凭票供应的不足。
以上的思考，我曾主动向行业中的专家进行咨询请教，他们认为这个项目有一定的生命力，但也有一定难度。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再次对该项目的可实施性进行调研分析，并向黄浦区委统战部写了一份《有关发展安定团结大好形势、积极安排知青就业》的专题报告。不久，得到了黄浦区委李东鲁书记和区委统战部俞毅柏部长的肯定和关心，同时也得到了市、区民建工商联组织、爱建公司和街道党委的赞同和支持，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新经济模式联营性质的浦江手表厂筹建工作有序展开了。
由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体制仅限于国营、集体、合作社三种不同形式的“大锅饭”模式，联营企业是创新的模式，也是一个突破。合作双方对表厂项目都很重视，在“坦诚、协商、探讨、求同”的精神推动下，双方均派出主要领导参加筹建工作，他们是当时的爱建副总经理宗之琥先生、服务部经理王鸿文先生、原街道总支书记周信友先生，我作为项目的倡议人，被邀参加筹建协调工作，直到浦江手表厂正式开业后的一段时间。
筹建商谈过程中，双方都在互让互利的原则下，对几个关键议题谈得很实很深，并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下列几个原则问题对浦江厂的创建和发展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和积极作用。
1.企业实行管委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新格局，合作双方在扬长避短、发挥各自优势的前提下，制定联营协议，支持厂长开展工作。
2.企业的宗旨是在街道支持下吸收一部分知青就业为主要任务，而不是单纯的以盈利为目的。
3.企业的规模根据“从小到大、勤俭节约、艰苦创业、逐步发展”的指导思想，努力将企业办成“小而新、小而灵、小而精、小而优”的企业。
4.企业的利润分配以“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通过法定的会计程序，定期分配利润。根据协议，爱建公司为了支持街道安排知青就业的实际，主动让利20％作为补贴。
5.企业的技术力量和管理水平是关系到企业成功的关键。经双方商定，由我出面聘请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退休人员在主要环节上担任技术顾问和业务顾问，成立了以民建会员吴秀英女士（原黄浦区钟表眼镜公司副经理）、王延令先生（原钟表零件厂业务主管）、步长元先生（原亨得利钟表店修理部主管）等组成的专职顾问小组，我被街道聘任为浦江厂的名誉总顾问。工作实践证明，通过老一代对知青全方位的传帮带培训，向知青传承企业优秀文化对发展新兴的集体企业也是一种新思路。在顾问们齐心协力、不计报酬地传授下，知青们在短时间内掌握了组装手表的技术和一定的管理知识，起到了多快好省的发展浦江厂的积极作用，顾问们功不可没。
6.明确了做好知青的思想教育工作是重中之重。三个月的筹备期内，浦江厂前期吸收的12名知青在街道领导下，边学习、边培训、边劳动，在顾问们的影响下，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己动手装修车间，自制工作台和工作衣，逐步开始学会装表技术。同时，业务部门也相应地办好了工商登记、税务登记等一系列开业前的准备工作，筹建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以效率取胜、以质量取胜、以服务取胜、以信誉取胜”的理念是浦江厂走向成功的指南针，是全厂上下一致的座右铭。浦江牌手表推向市场后，由于其质量可靠、服务周到、价廉物美的优点，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手表供不应求。但是装配手表的副次零件的供应一度遇到困难，爱建公司的领导宗之琥和王鸿文两位先生亲自向上海市经委及轻工业局等主管部门进行呼吁求助，才逐步解决了供应渠道上的困难。
浦江牌手表在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后，新闻媒体也很关心支持，纷纷上门采访，先后有解放日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文汇报、新民晚报、青年报、劳动报作了专访和转载。国外的法国国家电视二台、加拿大国家电视台在市外办的安排下，分头采访了浦江手表厂现场并录了像，先后采访了爱建公司两位老总宗之琥、张春生先生及我本人。在此期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胡厥文老先生偕同民建中央副主席孙启孟先生在上海视察期间还亲自到浦江厂进行视察和座谈，并传达了中央精神和指示，使我倍受鼓舞。与此同时，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市民建工商联两会主委刘靖基先生也在百忙中亲临浦江手表厂视察，并召开现场会议进行交流，使我深受教育。
我在浦江手表厂创办期间做了一些工作，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和鼓励，我先后被市、区民建工商联两会组织评为“为四化服务成绩显著”的称号，受到表彰。81年初春我还被邀赴京参加中央两会召开的“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大会，进行交流学习。以上一切使我体会到，我所设想的新经济模式的联营企业是在党的领导下和民建、工商联两会的支持下才能实现的，这是对我今后工作的鼓励和鞭策。
回忆起近80年的人生历程中，筹建浦江手表厂的过程是我人生中的重要一站。这是与党对我长期教育培养以及民建、工商联、青联各级领导对我的帮助支持引导分不开的，我是深铭不忘的。
尽管当时我在业余时间为义务筹建浦江手表厂工作很辛苦，但从中我在精神上感受到一种由事业感、责任感、幸福感带来的愉悦，感到很充实。我认识到在建设和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一定要踏踏实实，不断做到创新、创业、创效的求真务实地工作，以报答党对我的关怀。
80年代初我被商调到爱建公司工作，先后担任黄浦区分公司副经理、爱建投资业务部副经理，直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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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8 10:3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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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1-1-28 11:02:46
谢谢富版，好资料学习了，再谢谢富版资料收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