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展预告| 华夏芯传——中国制造古董钟表展 - 名表通

钟表的存在，让时间可以被清晰有序地感知。机械钟表的传入和传播是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翻开这段历史，澳门作为第一篇章，特殊而卓然，在中国钟表技术自明代万历年间经澳门传入内地后，历经修造、仿制到创新的三个本土发展。

本次展览以中国制造钟表超过四百年的历史作为时间脉络梳理，展现中国工匠的传承与家国情怀，以及中国制造在钟表领域从无到有的背后，所代表的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智慧拼搏的精神与品格。

展览展出近150件藏品，以时代为序，划分为四个单元：广府珍品、巧手苏作、民族制钟、深入万家。将古代中国制造的钟表及每个时期的钟表代表作从赏玩和实用的功用中升华出来，做到提炼记忆、凝聚古今，传承精神的意义，同时增进澳门与内地的文化历史交流及共融、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两地互动，发挥好横琴作为粤澳纽带的作用。

钟表是在明朝万历年间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人经澳门传入我国的。1582年8月7日，利玛窦应传教士罗明坚请求从印度携带自鸣钟抵达澳门，以钟表等西洋器物作为来华天主教会传教的工具，缓缓开启了北上的通道。辗转多地，几经波折后，在1601年1月24日终于得以入京，并在之后面见万历皇帝。利玛窦献给皇帝的礼物中就包括两座大、小自鸣钟。自鸣钟走时精准、报时直观，成功引起皇帝注意，深得其爱，自此紫禁城多了“嘀嗒嘀嗒”的声音。两座自鸣钟成功进入紫禁城，此后更成为了皇宫收藏、甚至自制自鸣钟的源头。清朝康熙帝曾多次从澳门招揽了徐日升、安多等葡国人入京供职，而这些人首先在澳门学习中文，进而为宫廷提供技术服务。

澳门在中国钟表文化史上地位特殊而卓然，根据历史记载，早在1583年时，传教士们从澳门往肇庆送来一位印度钟匠，在肇庆当地两个匠人的协助下制成了自鸣钟。这是广府乃至中国匠人仿制自鸣钟的开始，开启了西方钟表技术向中国传播的先河。

钟表自传入中国，其在中国的传播速度及被接受程度是其它西方物品无法比拟的，它不但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计时方法，更是东西方之间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使者。钟表需要天文、机械、物理、金属冶炼、艺术美学等多种学科的发明成果作为知识保障和技术支持，打破了各种知识和技术之间的无形壁垒，其背后的科技价值、美学价值及社会文化价值值得更多人去发掘及关注。

根据康熙帝在《庭训格言》中的自述，早在顺治时期清宫廷就开始了钟表制作。几乎清朝历代的皇帝都有吟诵自鸣钟的诗篇，自鸣钟充斥于皇宫的各个角落，“嘀嗒”声动宫城。

到了乾隆年间，钟表贸易及制作收藏更是日臻鼎盛。在皇帝亲自参与设计下，宫廷所制造的自鸣钟以华丽的外观、复杂的动偶玩意儿为特色，多装饰以名贵木材、珐琅、料器、珠宝等等，被称为“御制钟”。特别是清宫造办处制造的“更钟”，是依据中国古代夜间敲更报时的传统而创制的独特的钟表类型。它的机械结构独特，除具有一般钟表的走时、报时、报刻系统外，又增加了发更、打更系统及定更、调更装置，能够按一年之中二十四节气夜间的长短调整并确定更的起讫和间隔时间。其复杂程度已超越许多西洋钟表，独步于世界。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更钟”依然可以毫无争议地被列入大复杂功能钟表之列。

广州作为当时中国重要的进出口城市，很快就制造出能媲美西洋钟表的“广钟”。清鼎盛时期的广钟为宫廷御用贡品，其设计和制作由宫廷派员督办，是古代中国钟表历史的巅峰。活动机关繁多、机械结构复杂，自成一派。一般具有走时、报时报刻、奏乐及动偶等多种功能。常见的动偶主题由人、鸟、兽、花等构成联动的整体系统。有的广钟上的人偶可以巡游、敲钟、打锣、翻筋斗，还能定时展示出写有“福寿齐天”、“万寿无疆”、“风调雨顺”等字样的条幅，此外多有水法，有的还有游动水鸟、转花、转动的象鼻等，令人叫绝。

本次展览为观众呈现了一批由广钟历史文化研究院仿制的经典宫廷广钟样式申遗作品，同时也有面向民间市场的几件广钟佳作，让大家一睹广钟风采。

南京也是较早仿制机械钟的地方，根据明代周晖所著《金陵琐事》续二卷上的记载，南京人士黄复初早在1611年之前就制作了自鸣钟。但在清朝嘉庆年间，才有成规模的集中手工制钟作坊的出现，地区主要集中苏州，技术源自于南京以及周边地区，故统称为“苏钟”。该类钟的特色多为红木制作，大小具有一定的规制，形式绝大部分是借鉴中国传统“插屏”造型，屏芯部分改造成钟机箱，机箱下为插屏支架，最下部改造成可左右移动角度的花底座，俗称三托，也称“插屏钟”，至此大众所熟悉的苏钟造型基本确定。

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国家扩大对华贸易，特别是德、日两国生产的商品时钟对我国尚在手工作坊为主的生产模式形成强烈冲击，无论质量、产量和成本均无法与之抗衡，纷纷倒闭。但客观上“洋钟”也推动了中国民族制钟业从手工作坊向机械化规模生产的转变。1875年，上海孙廷源创办了美华利钟表行，1905年，其子孙梅堂在宁波设工场专造时钟，开启了我国现代化的民族制钟业。1915年7月，德顺兴五金行经理李东山出资在烟台创办了宝时造钟厂，并于1918年初试制成功第一批座钟和挂钟，注册商标“宝”字。宝时造钟厂的创办和“宝”字钟诞生，标志着我国造钟业由作坊式的手工生产进入机械化大生产新阶段。

直至1940年，上海中国钟厂工程师阮顺发在悉心研究、德日两国生产的14天时钟后，研制出走时15天的台钟并注册“三五”商标，其具有“挂歪、摆歪、虽歪不停，倒拨、顺拨、一拨就准”的特点，这种独创性的设计也被称为“阮式”机芯，成为我国民族制钟史上里程碑式的产品。该机芯也为60年代研发统一台钟T1机芯做出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结束我国长期以来只能修表不能制表的局面， 1954年底，天津开始研制手表，终于在1955年3月24日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只手表。几乎同时，1955年7月9日，上海研制出18只长三针拥有宝石擒纵器的防水手表，并于1958年定型量产A581型手表，这是我国第一批量产的手表。上海1962年生产出623型日历手表，被周总理关注并购买，终生佩戴。

1970年轻工业部组织各地手表厂专家，着手研制统一手表机芯的研发，于1971年9月定型生产，第一个转产的是上海手表二厂所生产的宝石花牌手表。统一机芯的形成，使全国大规模生产手表成为可能，也是世界制表工业一次先进的尝试。统一机芯有制造效率高、耐用可靠、易修理等特点，使得没有能力生产手表机芯的地方也能通过购买机芯生产手表，有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纵观世界历史，时间一直是由特权阶级所掌握，劳动人民没有能力购买昂贵的钟表。打破这一局面的正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近一百年来，钟表渐渐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方便携带且耐用的手表被大规模、低成本的制造，使得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有机会、更方便地获知和掌握时间，而时间的普及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