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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情有獨鐘 于 2013-11-19 20:01 编辑
王敏 发表于 2013-11-19 11:31 
其实苏钟（又称南京钟、本钟）早期的制作作坊产地主要集中在江苏省的扬州、南通、苏州一带，南京是销售集 ...
清朝前期西洋鐘錶的仿製與生產
湯開建 黃春豔
明中葉後，隨著歐洲傳教士入華及廣州貿易的開放，西洋鐘錶作為禮品和商品開始進入中國。到明朝末年，西洋鐘錶不僅已廣為社會各階層人士所知曉，且已出現國人學習鐘錶技術並仿製生產。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álvaro de Semedo）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生活多年，1640年回歐洲後，完成一本《旅遊記》，其中記載：
“他們（中國人）最欣賞的工藝品是齒輪鐘。他們現在已經造得很好了。可以擺在桌子上。如果出和我們一樣的價格，他們可以造出最小的。” [1]
可見，到明末時，國人仿製鐘錶已為中外知悉。入清以後，隨著中國上層社會對鐘錶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專門的鐘錶製造開始在全國多處地方出現，並成為清代手工業頗為獨特的一行。關於這一問題，傳統研究者僅將其納入中西文化交流或科技史範疇展開研究，而在清代手工業發展史中則基本無人關注這一外來手工業行業的出現與存在，甚至在清代手工業史上不置一詞。 [2]科技史與鐘錶史的研究者，雖然撰寫了不少文章，但由於對文獻、檔案及調查材料的搜集整理缺乏系統性，使用材料而又太多隨意性，故各種結論、推斷層層舛訛，相互矛盾，且缺乏第一手資料的憑證，很難令人信服。鑒於此，本文擬在廣泛系統搜集中西文獻、檔案及前人調查資料的基礎上，對清代前期全國各地出現的西洋鐘錶仿製與生產情況進行文本上的實證，以求將這一問題的研究推向深化。
一、江南地區的鐘錶業
從明萬曆年間西洋鐘錶傳入中國內地後，最早開始學習仿製西洋鐘錶者即在當時的江南地區。首先是上海人對西洋鐘錶的仿製，萬曆年間李紹文著《雲間雜識》載：
“西僧利瑪竇作自鳴鐘……余于金陵王太穩處親見。近上海人仿其式亦能為之，第彼所制高廣不過寸許，上海則大於鬥矣。” [3]
王太穩，即義大利傳教士王豐肅（Alphonse Vagnoni）,太穩為其字。萬曆三十九至四十二年（1611-1614）間在南京傳教，當時南京乃全國傳教最發達地區之一。同在萬歷時，有佚名的《雲間雜識》亦有相同的記載：
“西僧利瑪竇，作自鳴鐘，以銅為之。一日十二時，凡十二次鳴，子時一聲，丑時二聲，至亥則其聲十二。利師同事之人郭仰鳳，住上海時，上海人仿其式亦能為之，第彼所制高廣不過寸許，此則大於鬥矣。” [4]
郭仰鳳，即義大利傳教士郭居靜（Lazare Cattaneo），仰鳳為其字。萬曆三十六年（1608）到上海傳教。上海是天主教在我國最早傳入地之一，到明末時，亦是我國天主教最為發達的地區。西洋鐘錶由傳教士帶入，故上海成為我國最早仿製西洋鐘錶的地區。
入清以後，上海地區仍有制自鳴鐘之記錄。據王永順先生介紹，康熙時，松江人徐翊渶為府衙製作了一架機械鐘。 [5]又據乾隆《婁縣誌》稱，邑人徐翊渶、徐翊淞兄弟均能“制鶴露、自鳴鐘、儀錶”。 [6]乾隆時成書的《續印人傳》稱華亭人徐鈺制“樂鐘、日表及日規扇，神工天巧” [7]。徐鈺之父為徐淞，婁縣和華亭均為松江府附郭縣，實際在一個地方，故疑華亭之徐凇當即上引婁縣之“徐翊淞”。《續印人傳》亦稱徐淞“精參家緯於西洋測量制器之法” [8]。到乾隆末期，華亭徐朝俊長期研習天文學、鐘錶，其《鐘錶圖說自序》稱：
“餘自幼喜作自鳴鐘，舉業暇餘，輒藉以自娛。近日者精力漸頹，爰舉平日所知所能，受徒而悉告之。並舉一切機關轉捩利弊，揭其要而圖以明之，俾用鐘錶者如醫人遇疾，洞見臟腑，知其病在何處。” [9]
可見，此書乃徐朝俊積畢生制自鳴鐘之經驗，並總結其他工匠們的技術而完成的國人第一部關於鐘錶之著作。全書分為鐘錶名目、鐘錶事件名目、事件圖、配齒輪法、作法、修鐘錶停擺法、停打鐘不准法、裝拆鐘錶法，用鐘錶法、鐘錶瑣略等10部分，附圖51幅。值得注意的是徐朝俊在《天學入門》的自序中還稱：
“餘先世爰研數理，手造泰西儀器，五代於茲矣。俊於制舉業暇，嘗從先君子側聞緒論，愧不能有所發明。稍長，而所與居遊第以自鳴鐘表相詫異。” [10]
徐朝俊家五代制自鳴鐘，又是徐光啟的五代孫，余疑前引徐翊渶、徐翊淞、徐鈺等制自鳴鐘者，均為上海徐氏家族人。故上海地區自鳴鐘技術的傳入及生產應與徐光啟有很大的關係，而從徐朝俊《鐘錶圖說》一書的內容看，完全可以反映，上海地區從明末開始，直到乾隆末期，一直保持有自鳴鐘的生產，而且生產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南京博物院現存有一隻嘉慶時期“上海馮義和自造”的小型更鐘， [11]從這一實物亦能反映清代中期上海制鐘業的水準。
明末江南省除上海是最早生產西洋鐘錶的地區外，南京亦是重要地區之一。萬曆年間成書的《金陵瑣事》載：
“黃複初，巧人也，……能鑄自鳴鐘、制木牛、流馬與木人捧茶、木喇叭夜吠。” [12]
清初又有南京人吉坦然為民間制鐘者。吉坦然先年寓居廣東，跟西洋人學習制鐘，後在南京製成一“大小輪多至二十餘，皆以黃銅為之”的“通天塔”機械鐘。 [13]這可以反映出，南京地區在明末清初已有西洋鐘錶技術的傳入，並有中國民間工匠學會了仿製鐘錶。南京鐘錶的手工作坊出現何時，文獻無載。據施志宏先生的調查材料：“到17世紀末（即康熙中後期）南京城內至少有四家造鐘作坊。每間作坊的規模都很小，以家庭為單位，或再帶上一、二個徒弟。由於手工製造，產量有限，一年一個作坊僅能造十餘架。” [14]但至1851年，美國人的調查資料稱：南京有鐘錶作坊40家。 [15]其中有名者為黑廊街王萬順，三山街驢子市潘恒興，府東大街的易黃茂，南門大街的陳隆泰四家。 [16]從嘉慶二十一年的《鐘錶業辦理同業義塚碑》，其中鐘錶匠唐明遠祖籍就是南京人。 [17]根據晚清蘇州鐘錶業調查會的調查，其中最早的鐘錶作坊“珊寶齋”即是道光三年（1823年）由南京遷到蘇州。 [18] 乾嘉時人錢泳稱：“自鳴鐘表皆出自西洋，……近廣州、江甯、蘇州工匠亦能造。” [19]可以說到清中期，南京的鐘錶工業已具相當規模。
蘇州的鐘錶製造應晚于南京、上海。但有學者認為“蘇州鐘錶製造的發展正是在明末清初時期” [20]，“明末清初，蘇州即能製造自鳴鐘，當時被稱為‘蘇鐘’” [21]。但是，故宮博物院的郭福祥先生近年發表《關於清代的蘇鐘》一文，從文獻及實物兩方面進行考察，對上述觀點進行了全面的否定，並提出“蘇州鐘錶製造的歷史並不太長，大約開始于清嘉慶時期，而不像過去認為的那樣始於明末清初”。 [22]關於“蘇鐘”出現的時間在博物館學界有兩種完全不同觀點。其史實究竟如何？郭先生從實物考察上否定了原定為康熙時期生產的現為南京博物館收藏的幾件鐘錶不是“蘇鐘”，而是日本江戶時代的不定時計時法鐘錶，這種說法應該是有根據的。但是否定了所謂現存康熙時期的蘇鐘實物就可以完全否認在清初蘇州即已開始仿製生產西洋鐘錶嗎？明末蘇州生產西洋鐘錶，目前尚未發現任何文獻記錄和實物佐證，但將蘇州鐘錶製造定在“開始于嘉慶時期”則未免失之過晚。我們認為，根據現有的資料分析，將蘇州鐘錶生產的時間放在康熙時期是比較合適的。其理由如下：
（一）從明萬曆年間開始，西方傳教士即在江南地區展開了頻繁的傳教活動，利瑪竇(Mathieu Ricci)、郭居靜(Lazare Cattaneo)、羅如望（Jeao de Rocha）、潘國光（Fran?ois Brancati）等著名傳教士均在這一地區傳教。到清朝初年,江南一省就擁有大教堂12座，其他小堂及會口近百，教友人數達55100餘人，當時天主教傳播主要集中在上海附近及運河兩岸，如淮安、揚州、南京、蘇州、常熟、嘉定、泰倉、昆山、松江等地。 [23]當時在江南地區傳教的西教士主要是耶穌會士，而耶穌會士又是多以科技傳教為手段，江南地區亦是明末最早受西方科技影響的地區，故在明末，上海、南京等地已經出現學會製造自鳴鐘的中國人。1659年，G.布魯塞尼在威尼斯出版的一本書中談到：
“中國人有很好的手工技藝……他們是有能力製作鐘的，也可以製作小鐘。” [24]
1659年為清順治十六年，故布魯塞尼談到的中國人製作鐘錶的技藝應是指清初時期，那他指的制鐘地方是何處呢？到清初，廣東人的制鐘錶技術尚未完全掌握（詳見下證）。根據當時西方科技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幾個區域來看，布魯塞尼所指應該就是江南地區。江南地區應是我國最早學習接受西方鐘錶技術的地區。前引“近上海人仿其式亦能為之”及能制自鳴鐘的南京人黃複初、吉坦然即是典型例證。蘇州在江南地區並非天主教傳播之中心，從當時的文獻看，傳教士在蘇州的活動相對較少，故我們推估，蘇州人仿製西洋鐘錶應晚于南京、上海。正是在南京、上海鐘錶生產的影響下，蘇州才開始出現鐘錶生產，這就是將蘇州鐘錶生產定在康熙時期的理由之一。
（二）從新公佈的西文檔案中發現了康熙時蘇州鐘錶業的資料。比利時魯汶大學高華士（N?el Golvers）博士在他的新著中公佈了清康熙年間在常熟地區傳教士的耶穌會士魯日滿（Fran?ois de Rougemont）的“帳簿”，其中有四條柏應理（Philippe Couplee）和魯日滿交給工匠修理鐘錶的帳單：
頁142：“預付給為我修理鐘錶工匠Cham:1.050兩，蘇州，1676年1月。”
頁52：“為我的鐘錶做架子：0.030兩，蘇州，1676年2月。”
頁50：“再次修理我的鐘錶，約0.070兩，蘇州，1676年3月初。”
頁48：“為柏應理神父修理他的那座大鐘：0.500兩，1676年3月前半月，這次支付也發生在蘇州。” [25]
雖然，魯日滿及柏應理的鐘錶均應是從歐洲帶來，但十分明顯的是，這四次鐘錶均交由一位姓Cham（常）的蘇州人修理。根據C.Pagani的研究，在嘉慶時期（1796年—1820年）的蘇州城外有一家鐘錶店，店主名叫Chang Jung（常君），其姓與魯日滿帳本中的Cham姓常吻合，而常君即為這一鐘錶店的第三代店主。考慮到中國鐘錶業的家傳習俗，嘉慶時期出現的這位蘇州鐘錶店店主“常君”很可能即是魯日滿帳本經常出現的蘇州鐘錶匠Cham姓之後人。 [26]這一新資料的發現為我們確定蘇州鐘錶生產至少起始于康熙之時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證據。
（三）在文獻檔案中出現的蘇州鐘錶生產即可證明，蘇州鐘錶生產應早于嘉慶之時。根據現存檔案的查閱，目前僅發現一條有關“蘇鐘”的記錄：“嘉慶十九年（1814）二月初十福喜交貼金倒環頂黑檫漆架銅花銅條油畫屜板單針時樂鐘一對（蘇做，無等）”。 [27]“蘇做”即蘇州生產，“無等”即沒有等級。這是現存唯一一條最早關於“蘇鐘”的檔案記錄。但是否據此即可認為“蘇鐘”始于嘉慶呢？我們認為不當。因為在嘉慶時蘇州製造的鐘錶已出現“貼金倒環頂黑檫漆架銅花銅條油畫屜板”如此複雜工藝的鐘錶，恰恰可以反映，蘇州鐘錶的生產決非始于嘉慶，而是反映到嘉慶時，“蘇鐘”已進入“成熟期”。另據嘉道時人顧祿《桐橋倚棹錄》記載：
“影戲洋畫，其法皆傳自西洋歐羅巴諸國，今虎丘人皆能為之；洋琴，虎丘只半塘呂殿揚一家製造；自走洋人，機軸如自鳴鐘，不過一發條為關鍵。其店懼在山塘。腹中銅軸，皆附近鄉人為之，轉售於店者。” [28]
這一條有關蘇州地區中西文化交流的十分重要的資料。過去一直未為人們發現。通過這條資料，我們不僅可看到，當時蘇州地區受西方科技文化影響之大，而且還可以看出，蘇州生產自鳴鐘之類“自走洋人”已成為市場上的普通商品，連“附近鄉人”都能生產自動機械玩具中的“銅軸”，可以反映，蘇州地區早已出現生產自鳴鐘的作坊是不足為奇的。《桐橋倚棹錄》雖然記錄的嘉慶、道光時期的蘇州之事，但嘉慶以後，清廷對全國天主教的嚴禁，故西洋鐘錶的生產技術不可能在嘉慶以後才傳入蘇州。換言之，在嘉慶、道光時期記錄的蘇州鐘錶技術應來源於嘉、道以前，應是明末清初傳入江南地區的西洋鐘錶技術的延續與發展。這樣對文獻解讀，才能真正地挖掘文獻內容的真實內涵。乾嘉時人錢泳《履園叢話》稱：“自鳴鐘表皆出自西洋，近廣州、江甯、蘇州工匠亦能造。” [29]嘉道時人梁章钜《浪跡續談》稱：“今閩、廣及蘇州等處，皆能造自鳴鐘” [30]一語則可說明，到嘉道之時，蘇州的鐘錶生產已經同福建、南京、廣東一樣成為中國的重要鐘錶生產之地。而據美國人瑪高溫(Macgowan )的調查資料，1851年蘇州有鐘錶作坊30家，少於南京，而多於杭州， [31]可以反映，嘉道以後蘇州鐘錶業的發達。再據宋伯胤先生調查所獲得的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鐘錶業辦理同業義塚碑》：
“據附元和縣（屬蘇州府）人唐明遠等稱，身等籍隸金陵，於元和縣 三都北四圖創設義塚，系即字圩鳥號七十二、三、四、五丘，計官田二畝九分四厘。本圖鐘錶義塚辦糧，專葬同業……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初五日示，甲山庚南兼卯酉三分，鐘錶義塚眾友姓同行公立。” [32]
這一碑刻的史料意義在於，在嘉慶時，蘇州的鐘錶製造業已經成為一個“行業”，而且，這個“行業”還不是一個剛剛出現的“行業”，要“創設義塚”，“專葬同業”。可證，蘇州鐘錶業發展到嘉慶時已經出現了這一行業的同業組織。從蘇州鐘錶生產製造的開始，到鐘錶行業的同業組織的出現，這決不是一兩年，甚至十年、八年之事，而是一個相對長時間才有可能形成的一個過程。因此，我們認為嘉慶時創設的鐘錶業“義塚”不僅可以證明，蘇州鐘錶製造業發展到嘉慶時已具有了相當的規模，已成為一個成熟的行業；而且也可以證明，“蘇鐘”的起源應在嘉慶之前，到嘉慶時，蘇州的鐘錶業也有了一段相當長的發展歷史。
杭州鐘錶業的文獻記錄始于康熙之時。康熙刻本的《曠園雜誌》稱：
“（杭州人）黃履莊所作自鳴鐘、千里鏡之類，精巧出群。” [33]
又據張潮《虞初新志》，黃履莊生於順治十三年,康熙初年到揚州學習西洋技術：
“來廣陵，與予同居，因聞泰西幾何、比例、輪捩機軸之學，而其巧因以進。” [34]
據此，黃氏制鐘技術是在揚州向傳教士學習。他不僅學會制自鳴鐘，還能製作十分精巧複雜的自動機械玩具：
“自動戲，內音樂具備，不煩人力，而節奏自然。真畫、人物鳥獸，皆能自動，與真無二。燈衢，作小屋一間，內懸燈數盞，人入其中，如至通衢大市，人煙稠雜，燈火連綿，一望數裏。自行驅暑扇，不煩人力，而一室皆風。” [35]
光緒《石門縣誌》則稱：
“連東山，康熙時人，心手巧妙，能制自鳴鐘，與西人所造無異。” [36]
石門縣屬杭州府。又據康熙時徐嶽《見聞錄》載：
“張某杭州人，善西洋諸奇器，其所作自鳴鐘、千里鏡之類，精巧出群。” [37]
這個“張某”是誰？余疑即劉獻廷《廣陽雜記》中的張碩忱：
“張碩忱，有自製自行時盤，……精妙不讓西人。” [38]
劉獻廷未記張碩忱的籍裏，但知道是康熙時人，故疑二者為同一人。從上述資料，可以反映，康熙時期杭州已出現多處鐘錶製造作坊，而且技術水準很高，“精巧出群”，與“西人所造無異”，即可證明。康熙以後，杭州地區鐘錶生產未見記錄。1851年的美國人調查材料中稱杭州有鐘錶作坊17家， [39]這些鐘錶作坊應傳承于清初傳入杭州的西洋鐘錶技術。
上海、南京、蘇州、杭州應是清代前期江南地區鐘錶生產的主要城市。除此以外，揚州、寧波、宣城當亦有西洋鐘錶的生產。前引康熙時杭州人黃履莊的鐘錶技術即在揚州學習，又李鬥《揚州畫舫錄》記載居住在揚州虹橋東岸的歙縣人汪大黌“精於制自鳴鐘” [40]。可證，揚州亦能生產自鳴鐘。乾隆四年刻《宣城縣誌》記載芮伊“性多巧思，能手制自鳴鐘”。 [41]芮伊應是康熙、雍正時人，宣城屬安徽，可見，宣城亦有自鳴鐘生產。另據1851年美國人瑪高溫的調查材料，寧波當時有鐘錶作坊7家。 [42]
二、福建地區的鐘錶業
福建地區西洋鐘錶的傳入最早應與天主教無關。成書于明萬曆年間的《露書》記載：
“近西域琍瑪竇作自鳴鐘，更點甚明，今海澄人能效作，人謂外國人巧於中國，不知宋蜀人張思訓已為之，以木偶為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鐘擊鼓矣。” [43]
天主教正式進入福建地區應以艾儒略為始，而艾氏入閩在明天啟四年（1624）， [44]屬於漳州的海澄有天主教則更晚。故萬曆年間僻處閩南的海澄地區能仿製自鳴鐘，不應是仿效于傳教士，而應是從西班牙或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漳州月港的海上貿易傳入的自鳴鐘技術，亦即是當時的西班牙或荷蘭商人將鐘錶帶入海澄， [45]海澄人很快就加以仿製。由此可見，海澄仿製自鳴鐘的過程與江南地區有很大的不同。沈初的《西清筆記》中記錄了西洋高品質的鐘錶傳入福建：
“昔在閩見一鐘，上一格兩扉常合，至交初正時，內有銅人兩手啟扉，轉身於架上取槌，擊鐘如數畢，置槌於架，兩手合扇，又有銅人高數尺，如十三四丫頭，而粉衣繒，前置洋琴，啟銅人鑰，則兩手起執垂擊琴，左右高下，其聲抑揚挫合節，頭容目光，皆能運轉，助其資致。鼓畢，則垂槌於琴，兩手下垂挹矣。又制飛雀，呼噪逼真，西洋工匠之巧如此。” [46]
這是一架歐洲鐘，傳入福建時間應是清乾隆以前。而福建地區制鐘技術的發展應同當時輸入福建的西洋鐘錶有關。
康熙時王沄《漫遊紀略》記載漳南有一名“孫細娘”的女子制自鳴鐘為“一時絕藝” [47]。而《清稗類鈔》則作：
“國初，福建漳州有孫細娘者，造小自鳴鐘，高僅一寸，而報時不差分毫。” [48]
此“漳州孫細娘”當即王沄所記之“漳南孫細娘”。所造自鳴鐘僅一寸高，鐘錶愈小技術難度愈高，反映出康熙時期漳州地區的西洋鐘錶製造業獲得了發展。又雍正十二年刊刻《閩小記》載：
“龍溪孫儒理”善制“一寸許之自鳴鐘”，號稱閩中五絕技之一。 [49]
龍溪亦屬漳州，此孫儒理亦應是康熙時人，他的“一寸許之自鳴鐘”之絕技，是否就是傳自孫細娘。鐘錶行業有家庭作坊傳承的習慣，故疑孫儒理當出自孫細娘一家。乾隆《福建通志》還載：
“漳浦人趙彥衡，有巧思，能作指南針、自鳴鐘。” [50]
漳浦亦屬漳州府。上引四條材料，均是記錄明清之際福建漳州地區鐘錶生產的資料。嘉道時福建人梁章钜稱：“今閩、廣及蘇州等處，皆能造自鳴鐘。” [51]這個“閩”，並非指整個福建地區，而僅指漳州。
然在乾隆時期廈門地區自鳴鐘、洋表已成為極普遍的東西，《北東園筆錄續編》載：
“餘十一歲即隨先資政公遊學廈門，館於廈防廳署，……官廳尤極豪奢，大堂左右設自鳴鐘兩架，高與人齊，內署稱是。署中蓄梨園兩班，……無人不佩時辰表者。” [52]
戲班中“無人不佩時辰表”，足以反映出廈門地區西洋鐘錶普遍流行的程度。當時洋鐘錶進口十分昂貴，地位並不高的戲子應該買不起它們，故戲子們佩帶“時辰表”，可以反映福建鐘錶生產的規模。
三、廣州地區的鐘錶業
關於廣州鐘錶業的出現，學術界有以下幾種說法：關雪玲女士認為：“康熙中期下令開海禁，……廣州開始出現鐘錶製造業。” [53]張柏春先生認為：“廣州鐘錶作坊的出現，不晚於乾隆朝初期，也許始於康熙年間。” [54]方豪先生則認為：“我國修鐘及造鐘業皆以廣州為最早，次為蘇州，俗稱為‘廣鐘’、‘蘇鐘’。” [55]而徐文璘、李文光兩位先生認為：“廣州製造的也始於康熙年間，可能蘇造要在廣造之先。” [56]現在，我們根據自己搜集到的一些資料提出一些與上述各家不同的看法來。
明代中葉後，雖然廣州是傳教士最早將自鳴鐘帶進內地的城市， [57]而且，在明末的“廣州交易會”上，自鳴鐘還是中葡貿易的商品之一， [58]甚至，在肇慶還出現傳教士將果阿鐘錶匠帶進修理鐘錶之事。 [59]但是，到明朝末年，我們並未發現任何關於廣東工匠學會鐘錶製造的文字紀錄。明末清初的著名廣東博物學家屈大均《廣東新語》一書記錄了廣東的各類物產，亦包括手工業產品，特別是對外國傳入中國的物品所錄尤詳。但書中卻沒有任何關於自鳴鐘的記錄， [60]這是否可以說明，到明末時，廣東尚沒有學會自鳴鐘的製造技術。據衛匡國(Martin Martini)《新地圖集》（Novus Atlas Sinensis）稱：他離開中國時（十七世紀五十年代），廣東的工匠已經學會製造各種機械裝置，但是“製造‘小而精緻的鐘錶’，則仍在他們的技術能力之外。” [61]1675年來中國的俄國使臣斯帕塔魯(Nicolae Spataru Milescu)亦稱：廣州人“也學會了製造大鐘，不過尚未學會製作手錶” [62]。這兩條外國人資料可以說明：在上海、南京甚至海澄的中國工匠已經熟練掌握仿製西洋鐘錶技術時，廣州的工匠才剛剛開始學會制鐘，尚不能造表。但到1672年西班牙方濟各會神父再次進入中國時，有一位卡芳世神父由於幫尚之信修好了損壞了的西洋鐘錶而贏得尚之信的好感。 [63]而據方濟會的資料介紹，卡芳世修理鐘錶技術又源于原來加入耶穌會的廣州中國基督徒，故在1688年文度拉(Bonav Ventura)神父在廣州的報告稱：“中國南方（應指廣州）的一些中國人首先從耶穌會士那裏學會了修理鐘錶的技術。” [64]這就告訴我們，大致在康熙開海前仿製西洋鐘錶技術才在廣州傳開。
從檔案中，我們可以找到不少可以證明康熙時期廣東工匠已經掌握鐘錶技術的證據，康熙五十九年廣東巡撫楊琳的奏摺稱：
“奴才訪得廣城能燒法藍人一名潘淳，原籍福建，住家廣東，試驗所制物件頗好。……奴才隨與安頓家口，並帶徒弟黃瑞興、阮嘉猷二人，隨李秉忠一同赴京。所有潘淳燒成法藍時辰表一個，鼻煙壺二個，鈾子八十顆，合先呈驗。” [65]
這位原籍福建、住在廣州的鐘錶匠潘淳就是康熙時期“廣鐘”的生產者之一，“法藍時辰表”正是“廣鐘”之特色。他還帶徒弟二人。可見，潘淳所經營的應是康熙時代很典型的鐘錶作坊。值得注意的是《潘氏典堂族譜》有一條資料：
“（潘）松軒公，少承母訓，內睦宗族，外和鄉鄰，長業自鳴鐘，生計饒裕。” [66]
族譜中還記載乾隆三十七年（1772）松軒公生子，可知潘松軒公應是乾隆時人。這位靠自鳴鐘起家的潘軒公是否即潘淳的後人呢？聯繫到廣州十三行潘氏的另一支潘仕成家族亦來自福建。余疑這是福建龍溪潘氏來粵的更早一支，這一潘氏主要靠製造自鳴鐘為業。又據內務府造辦處雍正元年（1723年）2月的一份檔案：
“初一日，副催長福明持來押站，內開正月二十七日，黨進忠將漆架廣墜子鐘一件，畫得黑漆描金花架時刻鐘紙樣一張，交胡世傑呈覽。奉旨：照樣准配做時刻鐘瓤分，架子另做，添補收拾見新。其舊瓤二分收貯。欽此。” [67]
這件“廣墜子鐘”到雍正元年時外殼已經缺損、壞舊，可見“廣鐘”生產有相當長的時間了，似應是康熙中後期生產的。又雍正六年查抄明珠家總管安圖，抄得“烏木架自鳴鐘四架”，當日領催王吉祥指稱，其中兩架是廣東做的鐘。 [68]根據中西文獻檔案資料可以確證，康熙時期，廣州鐘錶製造業已經形成，“廣鐘”不僅在廣州市場上銷行，而且有“精品”製造進貢清廷。
乾隆《廣州府志》有一條資料稱：
“自鳴鐘，本出西洋，以索轉機，機激則鳴，晝夜十二時皆然。按：廣人亦能為之，但未及西洋之精巧。” [69]
這應是反映康熙後期至乾隆初期“廣鐘”的生產情況，當時的“廣鐘”在品質上確實“未及西洋之精巧”。西文資料也指出：
“在澳門和廣州，中國的工匠被訓練製造特定規格的鐘錶。這些鐘錶在品質上比從歐洲引進的原裝貨差些，它們作為禮物獻給地位較低的官員，這有助於減少購買禮品的費用。 [70]
乾隆十六年七月，因粵海關監督唐英採辦了四件小洋鐘錶進貢乾隆，乾隆皇帝認為這些鐘錶是“三等貨”,要追究採辦的責任。 [71]很明顯，這些由粵海關採辦的三等鐘錶很可能就是購買的由廣州製造的鐘錶，品質尚未過關。乾隆十四年二月，乾隆傳諭兩廣總督碩色：
“從前所進鐘錶、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進鐘錶、洋漆器皿、金銀絲鍛、氈毯等，務必要洋做者方可。” [72]
乾隆十四年廣東所進貢清宮的鐘錶“亦非洋做”，可以證明，這些鐘錶就是廣州生產的“廣鐘”。從檔案中看，乾隆朝有相當多的廣東鐘錶匠進京服役，稱為“南匠”。由廣東督撫挑選做鐘能手進京，技藝高者還可帶家眷。一般廣匠每月錢糧四、五兩，個別廣匠進京給安家銀八、九十兩。 [73]這些廣東工匠的進京亦可證明乾隆時期廣東自身鐘錶業的發達。
隨著高品質的歐洲鐘錶大批量地進入廣州市場，特別是歐洲著名鐘錶匠落戶廣州， [74]對“廣鐘”生產工藝及技術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乾隆中後期，“廣鐘”的生產技術大大提高，開始出現大批由廣東工匠製造機械結構複雜、造型藝術極具民族特色及裝飾工藝華美的高品質的廣東鐘錶。乾隆九年（1731年）廣州丁龍泓父子欲在鎮海樓“重建大自鳴鐘於其上”，在鎮海樓裝自鳴鐘這種中體西用的做法亦反映乾隆廣造鐘的品質應該是相當高的。故宮博物院收藏為量不少的乾隆時期生產的“廣鐘”，被今天的鐘錶專家詡為：“‘廣造鐘’明顯地表現出其技藝已經接近於當時歐洲制鐘的水準了” [75]。當時到中國來的歐洲人見到廣州製造的鐘錶也稱：
“1800年左右，鐘錶製作工藝已在廣州落地生根，並獲得迅速發展。J.Barrow記載，中國人在廣州的製作已和倫敦一樣的好，並且這些精巧機械品的價格只是曾經從Cox和Merlin倉庫運來中國的鐘錶價格的三分之一。” [76]
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斯當東隨馬戛爾尼使團回到廣州，看到廣州市場上中國工匠所造的鐘錶時，稱：
“廣州工人摹仿的本領很高明，他們能製造和修理鐘錶.” [77]
1815年，查理斯•麥格尼克從中國發回的信中說：
“在廣州出售的時鐘中，（英國鐘錶匠）遇到了中國時鐘競爭的困難。” [78]
四、北京地區的鐘錶業
西洋鐘錶製造技術傳入北京，始于明萬曆年間的利瑪竇。也就是說，在利瑪竇將西洋鐘錶帶入北京後，北京人就很快地掌握了自鳴鐘的生產技術。錢希言《獪園》卷四載：
“瑪竇他所制自鳴鼓吹，未上進者尤奇，一撥關捩，眾樂皆鳴。今京師市中有製成出賣者。” [79]
這種“自鳴鼓吹”當是自鳴鐘一類的機械器物。利瑪竇進京後，最早向利瑪竇學習自鳴鐘技術就是李之藻。據利瑪竇信：
“他（指李之藻）已回到北京，準備印刷克拉威奧恩師的《同文指算》（Aritmetica Pratica）及《論鐘錶》兩書，後者也是恩師的著作，已譯為中文，他手制許多鐘錶，美觀而又精確。” [80]
崇禎二年（1629年），徐光啟主持曆局，準備在欽天監內制“候時鐘三” [81]。這說明當時北京城內的工匠中已有製造鐘錶這一方面的人才和技術。
入清以後，從順治到乾隆四朝，諸帝雖然對天主教態度不盡相同，但對傳入中國的西洋奇器均表現了極大的熱情，而對自鳴鐘則更是情有獨鐘。翻開四位皇帝的禦制詩文，其中詠頌自鳴鐘的篇章多達十餘篇，故從順治時期開始，清宮就十分注重西洋自鳴鐘的輸入與仿製，並在清宮內設置兩個專門的機構負責前述事務，一是“自鳴鐘處”，一是“做鐘處”。關於這兩個機構的設置，學術界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先談“自鳴鐘處”。
（一）劉月芳女士提出：“康熙朝時，端凝殿內貯藏著宮內鐘錶。康熙二十八年起文獻稱此處為‘自鳴鐘處’。” [82]
（二）關雪玲女士提出：“自鳴鐘處初設時間無法斷定，但文獻記載表明，它設立的時間是在康熙時期。” [83]
劉、關二人均認為自鳴鐘處設置於康熙時期。前者甚至將其定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餘以為不妥。先看雍正八年成書的《庭訓格言》記錄：
“明朝末年，西洋人始至中國，作驗時之日晷。初制一二時，明朝皇帝目以為寶而珍重之。順治十年間，世祖皇帝得一小自鳴鐘以驗時刻，不離左右。其後又得自鳴鐘稍大者，遂效彼為之。雖能髣髴其規模，而鹹在內之輪環。然而，上劤之法條未得其法，故不得其准也。至朕時，自西洋人得作法條之法，雖作幾千百而一一可必其准。今與爾等觀之，爾等讬賴朕福如斯，少年皆得自鳴鐘十數以為玩器。豈可輕視之，其宜永念祖父所積之福可也”。 [84]
康熙的訓諭揭示了在順治十年以後，清宮就開始仿製自鳴鐘，而且仿製生產的量相當大，以至到康熙時，每一個皇孫都可以分得“自鳴鐘十數以為玩器”。這麼大規模地生產自鳴鐘，即可證明當時應有一個機構在管理這一生產。康熙十六年（1677），“具有驚人機械才能” [85]的葡籍傳教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去世，安文思在順治、康熙兩朝多次為清宮製造自鳴鐘和機械人，“欲以此博帝歡” [86]。安文思去世時，康熙的悼詞雲：
“彼在世祖皇帝時，營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後管理所造之物，無不竭力。” [87]
安文思不僅“營造器具（自鳴鐘與機器人）”，而且還負責管理這些自鳴鐘和機器人。很明顯，安文思負責的這個機構就應是自鳴鐘處。再據《國朝宮史》和《欽定日下舊聞考》的記載：
“端凝殿南，舊設自鳴鐘處”。“舊設自鳴鐘處恭懸聖祖禦書額：‘敬天’”。 [88]
康熙書“敬天”匾在康熙十年（1671年）， [89]自鳴鐘處之所以懸“敬天”匾，因為該處是天主教傳教士的工作地，而當時宮內傳教士制自鳴鐘者僅安文思一人，故可推斷，清宮自鳴鐘處的設置時間應在順治末到康熙十年之前。將自鳴鐘處設置的時間定在康熙二十八年明顯偏晚。又據《國朝宮史續編》：
“端凝殿兼自鳴鐘（處）：七品首領一，執守侍。太監十。專司近禦隨侍賞用銀兩，驗自鳴鐘時刻及陳設、灑掃、御前坐更等事。” [90]
自鳴鐘處之開始設置主要是為了保管、貯存及陳設宮內的自鳴鐘，但從安文思時代就已經開始生產自鳴鐘，僅順治後期的幾年中就生產了數十架自鳴鐘。可見，自鳴鐘處自身就設置有自鳴鐘生產作坊，這一作坊中包括有“製造鐘錶的鐵匠和銅匠” [91]。
康熙時，自鳴鐘處生產自鳴鐘的情況並沒有多少資料反映。但據中西文擋案，從康熙四十年（1701年）起到其去世的20年間先後有陸伯嘉（Jacques Brocard）、Guetti、杜德美(Pierre Jartoux)、林濟各(Fran?ois-Louis Stadlin)、嚴嘉樂(Charles Slaviczek)及安吉樂(Angelo Pavese)等６位西洋鐘錶匠師進入清宮，參加了自鳴鐘的製造， [92]特別著名瑞士鐘錶大師林濟各進入清宮主持自鳴鐘的製造，使清宮的自鳴鐘製造的水準大大提高。康熙四十七年左右，江西巡撫郎廷極向康熙進貢了一件“西洋大日表”。康熙朱批：“近來大內做的比西洋鐘錶強遠了，已後不必進。” [93]這反映出到康熙後期，清宮自鳴鐘處生產的自鳴鐘品質已達到了很高的水準，甚至超過當時的歐洲進口鐘錶。直到雍正九年（1731），自鳴鐘處還承擔清廷的制鐘任務。 [94]
其次談“做鐘處”。戴念祖與商芝楠先生均將“做鐘處”的設置時間定在康熙時。
（一）戴念祖先生則提出:“清宮內設鐘錶作坊大概起於康熙十六年前後。該年，宮廷內‘敬事房’下設‘做鐘處’，置‘侍監首領一人’，在‘端凝殿’置‘兼自鳴鐘執守侍首領一人’，專司……並驗鐘鳴時刻”。此後，“做鐘處”逐漸擴大，工匠增多。康熙三十年後，遷出廷，另設作坊。有丁房150余房，頗具規模。雍正時又成為造辦處內的一個作坊。” [95]
（二）商芝楠先生更提出：“他（康熙）不僅熱衷於搜集各種西洋鐘錶和其他科學儀器，還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內建立了一個‘做鐘處’，專門負責仿製歐洲機械鐘。” [96]
戴、商二先生均如此言辭確鑿，但可惜的是沒有提出任何文獻檔案資料作為憑據，且連注釋都無一處，故“做鐘處“設置時間仍須進一步考辨。我比較贊同關雪玲女士和劉月芳女士根據現存檔案資料所作的推斷。關於“做鐘處”建立的準確時間，尚未找到確切資料。但在雍正元年中活計檔中見到“做鐘處”的記錄：
“七月初六日……傳旨：將玻璃山自鳴鐘交李裕在玉玲瓏館有景致處安設，準時，配行駝座一件，交做鐘處收拾年節。” [97]
又同檔之“自鳴鐘處”條目下：
“內開七月十六日太監胡世傑傳旨內務府大臣英廉，將做鐘處新進到異獸頂獸腿銅花架糊錦夾紙座時樂鐘二座之內只要一件，收拾改新，禦制鐘內要兩件，內西洋木架時刻鐘一座，高麗木架時刻鐘一座，共三件，著派人送往熱河來。” [98]
雖然“做鐘處”一名已在雍正元年（1723年）時出現，但這個“做鐘處”生產的鐘錶卻系名於“自鳴鐘處”條目之下。此作何解？我們認為，做鐘處之名當系自鳴鐘處下屬自鳴鐘作坊轉化而來，故將原作坊改稱“做鐘處”時，此處仍隸屬於自鳴鐘處，尚未完全獨立。 [99]那麼兩個機構何時相互獨立？關雪玲女士認為在“乾隆四年（1739年）”，不過她未舉出檔案文獻的證據。
據清檔：“乾隆七年十一月隨駕往天壇的有自鳴鐘（處）首領、太監五名，馬五匹、牛車二輛；做鐘處太監二名，馬二匹。” [100]這可說明，在乾隆七年（1742）之前，自鳴鐘處與做鐘處已各自獨立。又據清檔：“雍正九年九月初十日恩於自鳴鐘（處）太監任朝貴銀五兩”，“雍正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恩于做鐘處太監銀十兩。” [101]雖然兩條檔案並非同一年，但其間僅差十個月，兩個機構的名詞幾乎同時出現，故我同意劉月芳做鐘處成立于雍正十年（1732）之說。 [102]也就是，至少在雍正十年之後，做鐘處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專門生產自鳴鐘的宮內機構。
做鐘處的內部結構應包括三部分人：西洋傳教士、做鐘太監及中國匠役。西洋傳教士是不占編制的技術人員，做鐘太監，據《國朝宮史續編》：“八品首領一，侍監，太監十五。” [103]即包括首領太監在內一共16名太監，至於中國匠役的人數可能各個時期並不完全一樣。據沙如玉（Valentin Chalier）神父的記載：
“18世紀30-40年代，自鳴鐘處和做鐘處大約有100名中國人在他（指沙如玉）的指揮下工作。” [104]
這就是說，在一般情況下，做鐘處的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及技術工人的總數大約是在120人左右，這應是乾隆時期做鐘處的規模。
乾隆一朝是我國宮廷制鐘業的鼎盛時期，這一時期宮廷鐘錶的生產不僅數量多，而且品質高，成為清代中國鐘錶業的最輝煌的時代。從以下兩個方面可以證實：
（一）一批歐洲著名的鐘錶匠師進入清宮
乾隆初年，入宮的著名鐘錶匠師林濟各與他的助手沙如玉尚在清宮製造自鳴鐘。沙如玉在法國就早已是技藝精湛的鐘錶師。他自稱：“我懂得的理論肯定跟歐洲鐘錶匠一樣多，因為我敢肯定很少人能有如此豐富的經驗。” [105]乾隆三年，法國鐘錶師席澄元（Sigismondo di San Nicolà或Adeodat）、楊自新(Coadjutor Gilles Thébault)入宮，之後還有李衡良（西名不詳）、汪達洪(Jean-Mathieu de Ventavon)、李俊賢(Hubert de Mericourt)、巴茂正(Charles)等歐洲鐘錶師進入清宮。 [106]如此眾多的優秀歐洲鐘錶師聚集在乾隆宮廷後，將歐洲各國如瑞士、法國的先進技術帶進宮廷，並傳授給中國工匠， [107]直接推動了清宮鐘錶技術的發展。
（二）從現存檔案和實物可以證明乾隆朝鐘錶製作的輝煌
乾隆元年“做過自鳴鐘百拾件”；乾隆二年，“所造鐘錶甚多”，以至“作房窄小”。 [108]據檔案記載，乾隆11年至乾隆20年間，做鐘處生產鐘錶為44件。 [109]又據現存清宮《做鐘處鐘錶細數清冊》，從乾隆22年至乾隆59年，做鐘處生產的鐘錶保存在清宮者達116件。 [110]從數量看，似乎並不特別多，但由於清宮生產的鐘錶大多是用於皇宮內部的陳設，不僅要求品質高，而且要求造型精美，並多由皇帝親自驗收。因此，清宮每生產一件自鳴鐘均要耗去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據檔案記錄，乾隆十四年完成的“八仙慶壽，海屋添籌”的時刻樂鐘前後耗時達5年。 [111]而乾隆一朝製造這種結構複雜、工藝繁瑣的鐘錶就達數百件，完全可以證明乾隆朝宮廷鐘錶業的發達。
嘉慶以後，做鐘處逐漸式微，制鐘較少。這其中主要原因是嘉慶皇帝對西洋器物的反感。他在嘉慶四年（1799年）十一月的一條上諭中表明瞭這一看法：
“朕從來不貴珍奇，不愛玩好，乃天性所稟，非矯情虛飾。粟米布帛，乃天地養人之物，家所必需。至於鐘錶，不過考察時辰之用，小民無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廢其曉起晚息之恒業乎？尚有自鳴鳥等物，更如糞土矣。” [112]
嘉慶皇帝這種“不貴珍奇”、“不愛玩好”的稟性，導致了他對西洋器物的反感，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清宮的制鐘業必然走向衰落。
五、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西洋鐘錶從明末傳入中國後，到清朝前期，中國的北京及東南沿海地區的許多城鎮已經開始仿製，並形成了一定規模的製作鐘錶的手工業行業，上海、南京、蘇州、杭州、漳州及廣州等地均已出現相當數量的手工作坊，北京地區則出現了規模達百餘人的專業宮庭鐘錶作坊。東南沿海城市的私人手工鐘錶作坊一般都不大，雇員在兩三人， [113]但卻是世代相傳，以致各地均出現一批家族傳襲的鐘錶世家，如上海的徐家、蘇州的常家、漳州的孫家及廣州的潘家等， [114]成為我國鐘錶工業發展的先驅。清朝前期，我國的國產鐘錶數量究竟有多大，目前尚無較清楚的統計數，但從現存各地博物館的“禦造鐘”、“廣造鐘”及“蘇造鐘”數量來看，當時的生產數量不小；品質從整體上講雖然趕不上歐洲的進口鐘錶， [115]但部分精品已完全達到歐洲鐘錶製造的水準。在清代，進口鐘錶主要是滿足宮庭及中國社會少數的上層人物的生活需要，而國產鐘錶則對清前期中國廣大的中下層社會的使用和普及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城市裏的教堂、商館、衙署及公共建築，均有安裝自鳴鐘者；人群中的官員、教士、商賈、僕役，甚至戲子、妓女亦有配西洋表者。 [116]高官中普遍將鐘錶作為珍稀物品來收藏，少者藏數十架，多者達數百， [117]以致形成清代中期“西洋鐘錶消費熱”的奇特現象。當然，中國人使用西洋鐘錶並不在於時間掌握的精確與否，也不意味著時間觀念的改變，而主要是一種地位的顯示，一種環境的裝飾，甚至很多人就把它當成一種“玩具”。 [118]儘管如此，我們認為，清朝前期，西洋鐘錶的傳入仿製及一定規模生產的出現對於中國機械生產技術的發展、中國鐘錶工業的形成仍然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由此而產生的“西洋鐘錶消費熱”及中國社會各階層對西洋鐘錶的認同，則對這一時期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學習與接受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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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徐朝俊《高厚蒙求》第三集《自鳴鐘表圖說》，藝海珠塵本。
[9] 前揭《高厚蒙求》第一集《天學入門》。
[10] 前揭《續印人傳》卷7《徐鈺傳》。
[11] 施志宏《明萬曆年後的鐘錶》，載《東南文化》，1988年第6期。
[12] （明）周暉《金陵瑣事》第3冊頁1065，中國方志叢書第44號，影印明萬曆三十八年本。
[13]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卷3《吉坦然•通天塔》，頁140-141，中華書局，1985年。
[14] 前揭施志宏《明萬曆年後的鐘錶》一文。
[15] Macgowan,Chinese Guilds,p336.轉引自Catherine Pagani,Eastern Magnificence &European Ingenuity—Clocks of Late Imperial China,p81,the Uin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
[16] 前揭施志宏《明萬曆年後的鐘錶》一文。
[17] 嘉慶二十一年《鐘錶業辦理同業義塚碑》，載《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204，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
[18] 郭福祥《關於清代的蘇鐘》，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
[19] （清）錢泳《履園詩話》上冊卷12《銅匠》，頁321，中華書局，1980年。
[20] 陳凱歌《清代蘇州的鐘錶製造》，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4期。
[21] 廖志豪《蘇鐘二三事》，載前揭《計時儀器史論叢》第1輯，頁76-77。
[22] 前揭郭福祥《關於清代的蘇鐘》一文。
[23] （法）史式微著，天主教上海教區史料譯寫組譯《江南傳教史》第1卷第1部分《導言》，頁9，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
[24] [美]S.貝迪尼《鐘錶研究》第2卷《時間計量的東方概念》，轉引自陳祖維《歐洲機械鐘的傳入和中國近代鐘錶業的發展》，載《中國科技史料》，1984年1期。
[25] （比）高華士（N?el Golvers）著，趙殿紅譯《耶穌會士魯日滿帳本研究》第6章《傳教的物質情況》注178，魯汶大學，1999年。該譯本收入《清史編譯叢刊》（待刊）。
[26] See C.pagani,Clockmaking in China under the Kangxi and Qianlong Emperors,in Arts Asiatiques, 50, 1995, pp.76-84；on Suchou See ibid,pp.79-80.
[2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陳設、庫貯類396項《城內、圓明園做鐘處鐘錶細述清冊》，轉引自前揭郭福祥《關於清代的蘇鐘》一文。
[28] （清）顧祿《銅橋倚棹錄》卷11《工作》，頁1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29] 前揭《履園叢話》上冊卷12《銅匠》，頁321。
[30] （清）梁章钜《浪跡續談》卷8《自鳴鐘》頁390，中華書局，1981年。
[31] 前揭Macgowan,Chinese Guilds,p336.
[32] 前揭嘉慶二十一年《鐘錶業辦理同業義塚碑》。
[33] （清）吳陳琰《曠園雜誌》(不分卷)，四庫存目叢書本影印康熙說鈴本。
[34] （清）張潮《虞初新志》卷6《黃履莊》，續修四庫全書。
[35] 前揭《虞初新志》卷6《黃履莊》。
[36] （清）餘麗元《（光緒）石門縣誌》第4冊《人物志》2，頁1290，中國方志叢書影印光緒五年刊本。
[37] （清）徐嶽《見聞錄》卷3《奇技》頁644，續修四庫全書本。
[38] 前揭《廣陽雜記》卷2《張碩忱》，頁99。
[39] 前揭Macgowan,Chinese Guilds,p336.
[40] (清)李鬥《揚州畫肪錄》卷12《橋東錄》，頁282，中華書局，1997年。
[41] （清）吳九飛《（乾隆）宣城縣誌》卷27《方技》上，頁2459，中國方志叢書影印乾隆四年刻本。
[42] 前揭Macgowan,Chinese Guilds,p336
[43] （明）姚旅《露書》卷9《南海》，四庫存目叢書本。
[44] （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數目》上冊39《艾儒略》頁132，中華書局，1995年。
[45] （明）熊明遇《綠雪樓集》之《素草》下《島夷傳》頁26：（四庫禁毀叢書影印明天啟刻本）“自增設海澄縣（明隆慶末置縣），於是海舶由月港出洋，始有至其島（呂宋）者矣。”
[46] （清）沈初《西清筆記》卷2，頁13，順功堂叢書刊乾隆乙卯本。
[47] （清）王沄《漫遊紀略》卷3，申報館排印本。
[48] （民國）徐珂《清稗類鈔》第12冊《物品類•自鳴鐘》頁5992，中華書局，1996年。
[49] （清）周亮工《閩小記》上卷《絕技》，乾隆刻龍威秘書本。
[50]（清）郝玉麟《（雍正）福建通志》卷61《技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1] 前揭《浪跡續談》卷8《自鳴鐘》頁390。
[52] （清）梁恭辰《北東園筆錄續編》卷2頁20，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
[53] 關雪玲《中國鐘錶》，載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鐘錶》，頁39-43，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54] 張伯春《明清時期歐洲鐘錶機械鐘錶技術的傳入及有關問題》，載《自然辯證法通訊》1995年第2期。
[55] 方豪《中西交通史》，頁763，嶽麓書社，1987年。
[56] 徐文璘、李文光《談清代的鐘錶製作》，載《文物》1959年第2期。
[57] 據（法）裴化行著、蕭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商務印書館，1936年）下編第1章，頁190載：1581年春，羅明堅（Michel Ruggieri）進廣州送一機械表給總兵黃應甲。
[58] Arie Pose Rui Manuel Loureiro,Hineáario,Viagen ou Navega??o para as indias Orieneais ou Portuguesas, Lisboa, Comiss?p Nacional para as Comemoraa??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1997,p.134.
[59] (意)利瑪竇、（比）金尼閣著、何高濟譯《利瑪竇中國劄記》第2卷第7章，頁174-182，中華書局，1983年。
[60]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下冊，卷15《貨語》卷16《器語》，中華書局，1983年。
[61] （意）衛匡國《中國新地圖集》轉引自（比）高華士（N?el Golvers）著，趙殿紅譯《耶穌會士魯日滿帳本研究》第6章《傳教的物質情況》注178，魯汶大學，1999年。該譯本收入《清史編譯叢刊》（待刊）。
[62] (羅)尼古拉•斯帕塔魯•米列斯庫（Nicolae Spataru Milescu）著，蔣本良譯《中國漫記》第49章頁192，中國工人出版社，2000年。
[63] See S.Alcobendas,las misiones franciscanas,p.221.轉引自前揭《耶穌會士魯日滿帳本研究》第6章。
[64] Sinica Franciscana Vol.III,Boraventura Lba?ez,OFM,A-Au tobiographia,31 Mart.1690.PP.324-326.
[6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暨南大學古籍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資料彙編〉第1冊65號檔，廣東巡撫楊琳奏報伴送手藝人及西洋人進貢並到粵洋船數目折》頁109，人民出版社，1999年。
[66] （民國）潘華髮《（南海）潘氏典堂族譜》卷《16世淮南公妻節孝程氏》頁43，民國13年刊本，廣東中山文獻館藏。
[67] 《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編號3418，轉引自前揭《故宮鐘錶》頁42。
[68] 《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編號3418，轉引自前揭《故宮鐘錶》頁42。
[69] （清）張嗣衍《（乾隆）廣州府志》卷48《物產》，廣東省中山文獻館藏乾隆刻本。
[70] J.Needham,Wang Ling and D.J.S.Price,Heavenly Clockwork，Cambridge，1960.
[71] 《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編號3418，轉引自前揭《故宮鐘錶》頁24。
[72] 《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編號3418，轉引自前揭《故宮鐘錶》頁42。
[73] 《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轉引自劉月芳《清宮做鐘處》，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4期。
[74] Catherine Pagani, Eastern Magnificence &European Ingenuity—Clock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Uin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p100-121記載，當時到廣州的歐洲鐘錶匠有英國John Henry Cox等；瑞士Bovet, Charles Henri等；Vaucher Fréres而馬光啟《嶺南隨筆》卷上載廣州紅毛館鐘錶匠稱：“人最白碩，善作鐘錶。有一年少者，雲十三歲來粵，今已十七年。”國家圖書館藏，道光20年刊本。
[75] 商芝楠《清代宮中的廣東鐘錶》，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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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英）斯當東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第18章頁503，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
[78] [美]S.貝迪尼：《鐘錶研究》第2卷《時間計量的東方概念》，轉引自陳祖維《歐洲機械鐘的傳入和中國近代鐘錶業的發展》，載《中國科技史料》，1984年1期。
[79] （明）錢希言《獪園》卷4頁24，四庫存目叢書本。
[80] （意）利碼竇著、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下冊40《利氏致羅馬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書，1608年8月22日，北京》，頁388，光啟、輔仁聯合出版，1986年。
[81] （明）徐光啟著，王重民輯《徐光啟集》下冊卷7，頁33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82] 劉月芳《清宮做鐘處》，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4期。
[83] 關雪玲《中國鐘錶》，載前揭《故宮鐘錶》頁38-39。
[84] （清）雍正皇帝禦纂《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不分卷），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5] （葡）佛蘭西斯•羅德里傑斯著、黎明等譯《葡萄牙天文學家雜中國：1583-1805》，頁89，澳門文化司署，1990年。
[86] 前揭《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88《安文思》，頁257。
[87] （清）黃伯祿《正教奉褒》第2冊康熙十六年四月初五日，頁530，中國天主教史籍彙編本，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年。
[88] 乾隆九年奉敕撰《國朝宮史》卷12，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清）於敏中《欽定日下舊聞考》第1冊卷14頁186，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89] 前揭《正教奉褒》第1冊康熙十年冬：“禦書‘敬天’二字匾額。諭曰：朕書敬天，即敬天主也。”頁525。石繼昌輯《清宮詞》（不分卷）錄夏仁虎“自鳴鐘處”詩，其注雲：“康熙初，英吉利進自鳴鐘，置端凝殿南，後移於交泰殿，相沿呼舊置處曰自鳴鐘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康熙初年英國同中國交往的時間僅有一次，即英商船“蘇拉特”號於康熙三年（1664）到澳門貿易，曾和下澳徵稅的廣州地方官打交道。如果康熙初年有英國的貢品，當即此次，時間在康熙三年，參閱劉鑒唐主編《中英關係系年要錄：西元13世紀—1760年》第1卷，頁145，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9年。
[90] (清)慶桂《國朝宮史續編》下冊卷73，頁678，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91] （法）白晉著、楊保筠譯《中國現任皇帝傳》，載（德）G.G.萊布尼茨《中國近事》，頁90，大象出版社，2005年。
[92] 上述歐洲鐘錶匠清宮事蹟參見前揭《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各人物傳，另又（捷克）嚴嘉樂著，叢林、李梅譯《中國來信（1716—1735）》頁60，大象出版社，2002年。（意）馬國賢著、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第22章，頁10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9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8冊《江西撫郎廷極奏呈茶葉及各類物品摺》，頁1118，檔案出版社, 1984年。
[94]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轉引自前揭《故宮鐘錶》，頁39。
[95] 戴念祖：《中國近代機械計時器的早期發展》，載《中國計量》2004年第2期。
[96] 商芝楠《清宮做鐘處在康乾兩代的變遷》，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1期。
[97]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轉引自前揭《故宮鐘錶》，頁39。
[98]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轉引自前揭《故宮鐘錶》，頁39。
[99] 前揭關雪玲《中國鐘錶》，載《故宮鐘錶》，頁39。
[100] 清檔：雜錄檔33包，轉引劉月芳《清宮自鳴鐘處非做鐘處》，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2期。
[101] 清檔：雜錄檔2292包，轉引前揭劉月芳《清宮自鳴鐘處非做鐘處》一文。
[102] 劉月芳《清宮做鐘處》，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4期。
[103] 前揭《國朝宮史續編》卷74，頁692。
[104] Pelliot,Bulletin Critique,p.66.轉引自Carlo M.Cipolla,Clocks and culture,1300—1700,p.86,W.W.Norton & Company ,Inc 1977.
[105] 前揭Pelliot,Bulletin Critique,p.66.
[106] 席澄元進做鐘處制鐘錶，參見鞠德源《清代耶穌會士與西洋奇器》，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3期；李蘅良事則見前揭《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227號檔頁358；巴茂正事，參見Catherine Pagani, Eastern Magnificence &European Ingenuity—Clock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p55,the Uin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其餘楊自新、汪達洪及李俊賢事蹟均見前揭《在華耶穌會士列傳 及書目》下冊，頁826、頁963及頁1041。
[107] 清宮中中國人接受西洋鐘錶師技術而成名者康熙時有“黃異人”。（清）張佩芳修《歙縣誌》（乾隆三十六年刊本影印本）卷15《人物志》5：“制器之技黃異人，……嘗游京師，供奉內殿，凡外夷貢奇器，必與望觀，意即如樣制，與所進無毫髮爽，且或精巧過之。康熙間，西洋人貢寶座，一坐定則八音自鳴，……異人閱，竟奏曰：許臣拆視，則亦能為之。不日製成奏進，時洋夷尚未旋國也。”乾隆時則有“拉忠襄公佈敦”。（清）昭槤《嘯亭雜錄》（中華書局，1980）卷9《拉傅二公》頁224：“公多巧思，每剪制衣服，修理洋鐘錶，皆稱絕技。”
[10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務府造辦處各成作活計檔》膠捲號75，轉引自關雪玲《乾隆時期的鐘錶改造》，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2期。
[109] 前揭惲麗梅《光陰似水物依舊—清宮做鐘處與自製鐘錶》，載《兩岸關係》2000年11月，頁62-63。
[110] 國家圖書館藏曆史檔案文獻叢刊《清內務府檔案文獻彙編》第6冊《做鐘處鐘錶細數清冊》，頁2557-2656，全國圖書館縮微複製中心，2004年。
[11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務府造辦處各作做成活計清檔》，轉引自前揭惲麗梅《光陰似水物依舊—清宮做鐘處與自製鐘錶》。
[112] 《清仁宗嘉慶實錄》卷56，嘉慶四年十一月上諭，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
[113] 參見張柏春《明清時期歐洲機械鐘錶技術的傳入及有關問題》，載《自然辨證法通訊》1995年第2期。
[114] 參見前文各地之鐘錶業。
[115] 1736年，Jean-Baptiste Du Halde 這樣評論中國工匠：“他們的發明不像我們的好，但他們的製作工具很簡單，而且他們能精確模仿歐洲傳來的任何樣式。目前他們能製作鐘錶，他們沒什麼概念，製作有很多缺點。每個城市都有很多工匠，有些在他們的店鋪內做，有的走街串巷提供服務。”雖然對這一時期中國仿製的西洋鐘錶評價並不高，但還是比較客觀公允的。Du Halde,General History of China,2:124.轉引Catherine Pagani,Eastern Magnificence &European Ingenuity—Clocks of Late Imperial China,p76-77,the Uin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
[116] 參閱（清）趙翼《簷曝雜記》（中華書局，1997年）卷2《鐘錶》：“朝臣中有鐘錶者，轉悮期會；不誤期會者皆無鐘錶者也。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鐘錶，甚至傔從無不各懸一表於身。”（清）丁克柔《柳弧》（中華書局2002年）卷《表》：“今則商賈、奴隸，無不有表，且有多者”。（清）梁恭辰《北東園筆錄續編》（江蘇廣陵古籍社，1995年）卷2：“官廳尤極豪奢，大堂左右設自鳴鐘兩架，……署中蓄梨園兩班，……無人不佩時辰表者。”（清）支機生《珠江名花小傳》不分卷（載《中華野史》，泰山出版社，2000年）頁6：“阿鳳，……所居繡襆綺窗，……壁上自鳴鐘兩三對列。”（清）紀盷《閱微草堂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卷5《灤陽消夏錄》5：“江南岑生，嘗借宿滄州張蝶莊家，……前複陳一自鳴鐘。”（清）張問安《亥白詩草》（光緒七年聚珍版）卷3《洋舶雜詩》：“自鳴鐘有掛鐘、座鐘。座鐘有八音。洋行有一鐘，座上銅人能畫千觀音像。洋表有紅毛、佛蘭西二種。紅毛多度金殼，佛蘭西多銀殼。”
[117] 據《內務府造辦處記事錄》及《和珅犯罪全案檔》乾隆四十二年（1778）粵海關監督德魁之子一次將家藏各類鐘錶23對4件獻呈乾隆帝，而乾隆朝權臣和珅被抄家時，查出家藏各類鐘錶達590多件。轉引自鞠德源《清代耶穌會士與西洋奇器》（上），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2期。
[118] （清）昭槤《嘯亭續錄》（中華書局，1980年）卷3《自鳴鐘》頁468：“自鳴鐘來自粵東，士大夫爭購，家置一座，以為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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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17 20: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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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18 18: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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