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手表再次粉墨登台 中国陀飞轮仍需打磨

文 《环球企业家》记者 樊婧 1958年建成的北京手表厂，在北京城区的飞快扩张下已不再是偏僻之地。这个北六环之外、接近十三陵的厂址，还是由苏联专家定的。他们为选址几乎将北京近郊走了个遍，最终认为这里的纯净空气和背山的环境，与瑞士的钟表圣地汝拉山谷（Vallée de Joux）非常相似。1986年进入北表厂工作，并于1998年出任厂长的苗洪波回忆说，以前他总要先搭公交车到昌平西环岛，经过一截凌乱的土路，再拐个弯，大约走三四公里的路程才能来到北表厂门口。 仅以建筑来说，北表厂在过去50多年中的变化并不大。但葱郁树荫掩映着的几幢红色建筑中，依然被北表厂使用的只有两幢四层小楼，其余大部分租给了一家学校。建厂时树立在入口处的毛主席像，被学院的校训挡去了半个身子。北表厂与海鸥、上海同为建国后三大表厂，它自己也见证了中国手表工业的兴盛与衰落。30年前，总会有买表人在北表厂门口手排着长长的队伍；但如今，北京牌手表已难觅踪迹。 现在，苗洪波希望将北京牌腕表变成像瑞士高端表一样的奢侈品。与北表厂同样已经实施了类似计划的，还有上海、海鸥、飞亚达等品牌。它们在高端市场共同的卖点，都以陀飞轮为基础—在全球制表行业，陀飞轮技术代表了机械表制造工艺中的最高水平。陀飞轮几乎为顶尖手表品牌必备，但也几乎是瑞士手表品牌的天下，通常一只手表的售价在几十万到上百万。以目前中国手表品牌展现出的定位，它们的目标是几万到十几万的陀飞轮手表市场。 在过去几年，中国本土手表品牌的确有手表卖出了高价，比如北表厂的铂金全微雕陀飞轮表“游龙戏凤”被收藏者以108万元买下，也另有一款名为雅典娜的手表定价近200万人民币，是目前在售国产腕表中价格最高的一只。这样的售价已接近国际一线名表品牌。但问题在于，这样级别的手表要数年才能生产一款，一款只有数只，或仅有一只。即使以“限量”为卖点的奢侈品市场，这样的产量也无法形成品牌。而在大众陀飞轮市场，依然无法量产以及赢得市场认可。由此，手表公司在高端市场上获得的收入将极为有限，无法更进一步实现整个商业链条的顺畅运行。 已有本土品牌尝试世界级营销。今年3月的巴塞尔钟表展，飞亚达成为首次进入“1号馆”的中国品牌。1号馆也叫梦想之馆(Hall of Dream)，进入门槛甚高，其中品牌要么附属于高端的奢侈品集团，要么必须在5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有分销。在这之前，国产表品牌都挤在被称作“临时馆”的6号馆，那是离1号馆最远，也是唯一需要摆渡车到达的展厅，没有高端人士会去那里。“规模并不是最重要的。”飞亚达总裁徐东升对《环球企业家》表示，“消费者都喜欢分类，他把你跟什么品牌归在一起，就决定了你是什么。”他希望借1号馆的展出，能让顾客认为飞亚达也是一流品牌。当然，代价不菲。 借助陀飞轮的支点，国产表将迈上更高的舞台。陀飞轮就像高级复杂表的钥匙，意味着国产表拥有了制造高级复杂表的技术和能力，并将得以在中国奢侈表市场分得一杯羹。这个市场大得诱人：根据Bain&Co的数据，中国奢侈表市场价值在2009年就已达到23.4亿美元，并且每年按35%的速度在增长。但高端市场几乎是外国品牌的天下，它们以30%的销量占据70%的销售额，市场排名前五名的依次是：卡地亚（Cartier）、浪琴（Longines）、欧米茄（Omega）、劳力士（Rolex）和帝舵（Tudor）。 中国富人对高端手表的热情极高。在2010年，瑞士表内地销售为12亿美元，近年来一直保持着80%左右的增长；而在大陆游客热门购物地香港，瑞士表去年的销售增长47%至33亿美元。售价几十万、上百万的百达翡丽、宝玑等，都有收藏者买入。尤其对于男性富人来说，手表是少数可以体现身份的饰品之一。 但中国本土公司想要从这些声名显赫的品牌中抢占市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谈追赶还言之过早，当国产表集体上满弦，时间的齿轮才刚刚开始，而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将经历无数次的重调与磨合。 破译陀飞轮 国产手表的再次粉墨登台，始于一只“雪藏”多年的陀飞轮。 陀飞轮（Tourbillon）在高级复杂表中并不算最难的工艺，但其在钟表史上的地位却无可取代。1975年，宝玑（Breguet）品牌创始人路易·宝玑发明了这种钟表调速装置，将擒纵机构放在一个框架之内，使框架围绕轴心做360度不停的旋转，以校正地心引力对钟表机件造成的误差。原理看似简单，但对制造工艺的要求极其苛刻：首先，框架和陀飞轮的重量不能超过0.3克—相当于一片天鹅羽毛的重量；另外，它由72个精细组件构成，大部分需要手工制作。 因此，当瑞士从石英表的冲击中寻求复兴时，精密复杂的陀飞轮成为机械表制造工艺的最高代言。由于对误差容忍度极小，至今仍有不少钟表企业不敢碰触。瑞士钟表行业保守封闭，每一项工艺都极少流传。当钟表大师许耀南在北表厂研究陀飞轮机芯时，可供参考的只有一些老式怀表，真正的陀飞轮也就在巴塞尔钟表展的宝铂橱窗里瞥过一眼。 但当中国大陆设计出第一只陀飞轮之时，仅被当作技术上的突破而没人觉得能靠此赢得富人的青睐。1995年，许耀南在北表厂的研究所完成了第一只陀飞轮样表，摆轮被设计成一只飞燕，即后来的“中华灵燕”。这只表连同图纸一起，被小心翼翼地放进了一个保险柜，一锁就锁了八年。 回忆起这段往事，苗洪波难掩遗憾。“那时厂领导，包括我在内，都没有意识到陀飞轮的商业价值。”那时全球制表业最当红的是石英表，机械表被很多人看作穷途末路，只有少部分发烧友追捧，并不具备投产的市场前景。苗常听到这样的对话：“这玩意能有石英表准吗？”“没有。”“那做这个有什么意思？” 直到2002年发觉“有意思”时，北表已然丧失了最佳的先机。2004年北表推出30只玫瑰金限量“中华陀飞轮”，并在随后的钟表博览会获得第一笔商业订单。一年之后，海鸥和上海表也先后推出陀飞轮手表。 这样的试验在最初并不具备产业意义，大家都只是在展示技术，推出的限量款也仅仅在玩家之间引发关注。即使到现在，北京、海鸥、上海三家公司依然没能将陀飞轮变成自己品牌之下的主流表款。但沿着这一支点，国产表的几个主要品牌各自找到了不同的方向。 海鸥是中国最大的机芯制造基地，行业内有一个流传的说法：全世界四分之一的机械表机芯来源于中国。而这之中，海鸥提供了绝大部分，其机械表机芯年产量达600万只，占中国总产量的50%。借助陀飞轮的研制成功，海鸥几乎成为整个世界陀飞轮机芯制造的最大工厂，而在此基础上的成表业务也大幅扩展，开始实现量产。海鸥开发出国内最系列化的陀飞轮品种，从基本款的偏心式陀飞轮，到双陀飞轮、轨道式陀飞轮各个品种，甚至推出了陀飞轮、三问、万年历三合一的手表，“海鸥采用的是点到面的策略，”《Perfect Time 时计》钟表杂志主编常伟说，“如果只是单一品种，消费者会认为你只不过做了一只陀飞轮手表；但如果推出一系列的话，消费者就会觉得你是一个与陀飞轮很关联的品牌。” 曾经入股海鸥的港资宜进利和周大福，为海鸥带来了先进的品牌管理经验和销售通路，宜进利曾是欧美时装表最大的OEM提供者，它将海鸥的一些资源整合到国际OEM市场，其中包括海鸥部分陀飞轮机芯的外销；而周大福拥有强势的零售网络，海鸥得以有机会进入到周大福的门店，沾上了些许奢侈品的味道。“在传统表厂中，海鸥是最接近于一个成熟品牌的。”资深钟表传媒人康威凯评价道。 上海表则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它开发出了最接近于宝玑式的同轴陀飞轮，但并未用于光大自己的品牌，而是专供给飞亚达。后者的母公司中航集团在2009年购得荣智健转让的上海表业25%股权，并借此优化了产业链。除了航天表领域的核心优势，在陀飞轮高级表也拥有了自主权，不用再倚赖瑞士机芯。2008年，神舟七号出舱宇航员翟志刚佩戴的飞亚达航天表，机芯就来自上海表厂。 相比之下，资金和市场规模都小得多的北表，在收藏和拍卖市场找到了一席之地。2004年完成股份制改革的北表，如今有60%的股份由润杰房地产公司所有。老板许学军并不想这么快的开疆拓土，“把高档的收藏级别的限量腕表做出名堂来，就是成功。”在此定位下，北表主打“工艺”路线，在业内被称作“文艺范儿”。 而最让苗洪波自豪的是珐琅表—他自己就戴着一只手上链机芯的素珐琅，湛蓝色的表盘搭配黑色指针，简单清爽。北表的珐琅工艺来自北京通州大运河畔的一间工作室，主人熊松涛的祖父在清朝宫廷作坊习得这门手艺，并传承至今。他和北表合作完成了银坯掐金丝珐琅夹板的陀飞轮腕表—“蝶恋花”，而飞亚达今年在巴塞尔1号馆展出的“艺”系列手工掐丝珐琅腕表，也出自熊氏的手笔。 至此，国产表的几大品牌都具备了生产高级表的能力，并且各有所长。对他们来说，技术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接下来的竞赛是，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的手表厂以及中端手表公司，如何能够利用高端技术反哺品牌。

现回头看看前几年的国表--千言万语口难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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